主持人：我觉得这两天南方周末刚刚登一个案子，湖南的鸡头事件，在一个地区几个村子的人都当鸡头，把当地女孩子贩出去当妓女，这种情况属于组织妇女卖淫罪应判死刑，那个地方好象仅抓一个人，而且只判几年，如果真杀几个我估计那些人就不会那么猖狂犯罪了？

　　皮艺军：现在由于利益驱动，牟利者把眼光放到色情活动方面。骗女孩卖淫或搞色情表演不需要投入成本，色情和卖淫是没有成本的的暴利产业，不需要投入，只需要把女孩骗到那个地方去。当全国各地不仅出现大量妓女又出现了大量脱衣舞表演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色情活动在中国不但没有禁止，而且还在升级。鸡头们看到了这个市场的潜力，看到这种产业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也就是那些相对贫困又没有技能的女孩子。这些人力资源有一个新的所谓的经济增长点。为什么会出现所谓鸡头村，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于是源源不断输送这方面人力。而且这些女孩子有些从刚开始被迫到自愿，不管怎么说她出卖自己肉体得到的东西比她在土地上得到的多，这与存在贫富悬殊的问题有关。

　　孙晶岩：我觉得在国外一些国家，妇女卖淫是出于经济贫困，比如东南亚一带，她们为了吃饭，我们国家的卖淫女有的并不贫困。

　　皮艺军：尽管卖淫女里也有家境并不贫困的女孩，但从总体上看她们从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都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这个还要从社会学角度说，整个总体来说卖淫女属于社会上相对贫困弱势群体。您说的那些只是少数人，从总体来说还是因为相对和绝对贫困。

　　孙晶岩：我发现妓女都很懒惰，我看监狱里卖淫的人没有一个好好劳动的。最主要还是社会腐败大环境提供这种需求，有需求才有供给，才诱发性犯罪。所以说腐败为卖淫提供了需求，卖淫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网友：女人只讲情感逻辑，不讲思维逻辑，请问孙女士，您书中写的高级记者犯罪，我印象中那个高级记者好象不是为了情感杀人？

　　孙晶岩：这个女的恰恰是为了情感杀人。这个女人嫁的男人是农村兵，两个人当年都是文学青年，女的爱慕男的有点文采就和他结婚了。后来这个男的转业到地方当了老板，跟异姓有些交往。她觉得自己那么优秀，又是大学生，又是高级记者，又出身干部家庭，我下嫁那么一个人，你应该好好待我才是。她怀疑丈夫有外遇，她不允许丈夫对她的背叛，然后夫妻关系就不好了。她女儿自杀她就钻牛角尖，觉得是丈夫有外遇想扫除障碍所致。而且女儿死了以后，他丈夫领她去瑞丽散心，一下飞机她丈夫的呼机响了，她看是一个女的给自己的丈夫打的传唤，气不打一处来。她为什么杀她丈夫，因为她不允许她丈夫背叛她。

　　主持人：皮教授总结一下，您觉得男人犯罪和女人犯罪，是不是女人受情感色彩左右，不讲逻辑，男人是比较冷静地犯罪？

　　皮艺军：情感的联系能够使一个女人跟一个男性中的强者结合起来。就拿成克杰和李平来说，一旦陷入情感男女双方都没有理性。情感并不一定就是美好的东西，也可能变成非常非常可怕的东西。

　　孙晶岩：这个案例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成克杰和李平过去的婚姻都不幸福。

　　网友：您认为智商的高低跟犯罪有关系吗？

　　皮艺军：有这种倾向，因为智商高的人起码对于犯罪后果会有一个比较清醒、比较理智的认识。犯罪原因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所谓的“不计后果”。但求好事，莫问前程。再有就是一个智商高的人，激情犯罪的少，预谋犯罪的多，他们有可能通过策划逃脱法律制裁。这里面也有一个机遇问题，包括孙老师的书里谈到很多案例。所谓机遇，就是她在人生某一个时刻，当她有某种需求时候，有一个人来到她身边，既满足满足了她的需要，又给她指一条歪路，这个时候这两个人一拍即合，这个机遇很重要。人在犯罪之前，最困难的选择就是当机遇，一个可以得利的机会来到面前的时候，你怎样做出选择。有个厦门市的干部在远华案发生之后说道，幸亏我当时没有碰到赖昌星。可以说，没有机遇，人很难犯罪，当机遇来了，又很难推托的时候，就是个考验。以前咱们过去总是谈内因问题，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外在的环境因素。

　　网友：我听说花钱可以买一条命，这个应该没有吧？

　　孙晶岩：我没有见到这种情况，即使有也只是极个别现象。

　　皮艺军：从理论上讲是存在的。从现实的可能性来说，也是存在的。

　　7.中国监狱可否从西方引进些什么？

　　网友：能不能把中国法制和西方法制比较一下，也可以比较东方和西方监狱管理制度，西方的监狱只关人，中国的监狱不仅关人，还教育和改造人，咱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哪一种方式对于犯人的惩罚和对他的教育更有利？监狱应该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达到真正遏制犯罪的问题？

　　皮艺军：现在的监狱，既要惩罚犯罪，也需要良好的改造环境。良好的改造环境需要硬件软件两方面，从西方来说跟我们国家在硬件上的差距很大。但是从软件来说，则各有特点。西方对于犯人更多不是像我们所讲的思想改造，而是更多心理治疗，把犯人定位于病人，精神上或者心理有疾病的人。他们所谓的改造，是用什么东西解决的？他们用宗教的办法，在监狱里每个宗教都有自己教堂，去接受犯人的忏悔。我们中国采取全方位的改造方针，从犯人的思想到他们的行为进行改造。我们国家当然应该发挥我们过去劳动改造这方面好的传统，但是不是能够借鉴西方一些经验？科学的东西应该更多进到我们监狱里来，从医学角度，从心理学角度，从行为学角度，从群体治疗这些角度来改造犯人。

　　孙晶岩：我们自己的长处不能丢，别人的长处要拿过来。我希望监狱里对女犯要更多一点人文关怀。澳大利亚漪梅尔女子监狱里有专为那些携带六周岁以下的幼儿的女犯提供的特殊监区，看到慈爱的母亲和顽童在草坪上嬉戏，你难以置信这是在监狱里。五年前我采访过陕西三原县替罪犯代养孩子的儿童村，看着那些不谙世事的孩子，我的心里特别难受。当他们给我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时，我的眼泪唰地一下就流出来了。我很欣赏上海女子监狱的做法，女犯行刑方式的多样化。对于那些主观恶性不深服刑超过一半的女犯，可以采取几天到监外执行，几天回监狱服刑的办法。对于那些表现好的女犯，要多给她们几次回家过年或在监狱里与丈夫同居的机会，这样对挽救她的家庭有利。挽救了她濒于破裂的家庭只能促进她的改造。我们的监狱要多招一些懂心理学的狱警，用爱去梳理女犯烦乱的思绪，用爱去唤回女犯残存的良知。

　　为什么说对于人权状况的衡量应该以国家对待罪犯的人权尊重与否为底线？罪犯比流浪者生存条件好，会不会导致流浪者为过坐牢的好日子而去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