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的因素永远不可忽略。人生有太多的偶然性，智力从来就不是商业成功的充分条件。事实上，真正的“DOS之父”很早就在一场酒吧斗殴中丧生。一位著名风险投资人曾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他们所投资的一家公司，创业者各方面都很优秀，就是喜欢飙车，结果死于一次车祸。在孙宏斌看来，无论是丘吉尔、罗斯福还是杨致远，他们的成功其实都源于某种风云际会的因素，“一下子，偶然的一下子……”，对于那场深刻改变了自己人生轨迹的牢狱之灾，他亦有独特理解：“没有那样的经历也许你没有今天这样的成长或者成就，你就是联想的一个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就是中关村一个小公司。”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即使你身上已具备几乎所有成功因子，一个关键性意外就足以让你功败垂成。即使你拥有比尔·盖茨式的天才，由于“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你仍无法复制他的成功。

　　“伟大是熬出来的”。事实上，即使是那些今天看来堪称伟大的公司，也并非一贯高瞻远瞩，在其成长史上同样不乏试错、机会主义、太多的踉踉跄跄和“差点死掉”。最富戏剧性的也许当数美国联邦快递公司的创始人弗雷德·史密斯，一次他靠在拉斯维加斯玩二十一点纸牌赢得的27000美元支付了员工工资……。虽然“成功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难”，但也绝非地摊励志书说的那么简单。张朝阳曾以“惊弓之鸟般的等待”形容筹措第一笔风险投资的艰辛，陈天桥则坦承“一年里承担了别人十年的风险”、“半夜醒来一身冷汗”，腾讯CEO马化腾在最艰难时甚至曾计划以100万元将QQ转让，却被认为 “开价过高”谈不拢而告吹……

　　在这个十倍速时代，你得时刻谨记“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在这个天才辈出、声称“35岁就退休”的“ 挨踢”业，你得时刻“保持饥饿，保持愚蠢”；你得面对埃里森这样的“硅谷坏小子”发出的成吉思汗式的“咆哮”：“仅仅成功是不够的，其他人必须失败。”你得面对旷日持久的可能法律诉讼……。与杰克·韦尔奇宣称的“商业就是生活，是每天我们都想打赢的一场游戏”的洒脱相比，现实也许更接近泰德罗对柯达公司创始人乔治·伊士曼的评论：“我不愿意说他爱的是生意本身，生意意味着战争。生意意味着冷酷无情，生意是伊士曼生活中黑暗的一面。”或是泰德罗在《IBM王朝》中向你揭示的：伟大的“Think”背后伟大的不择手段。

　　现在，问题变了：你还愿意成为比尔·盖茨吗？

　　什么都有代价。商业价值与文化理想间永远都有矛盾。与西装革履的比尔·盖茨相比，更富反叛色彩的乔布斯被视为全球最酷的企业家，他是IT界的时尚先生、商业领域的艺术家，甚至，硅谷的精神领袖。当然，对应的是，他永远也无法成为全球首富。莫非这就是商业领域的“政教分离”？

　　哈耶克认为，一个“伟大社会”应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可能的方向探索。正如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独一无二的你，DIY自己的人生吧。即使在比尔·盖茨面前，你也无须自惭形秽，只要你心中仍有爱、诗意与梦想。想想莫利(C .Morley)的话吧：“只有一种成功，那就是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好了，现在，让我们回到正题—

　　中国的比尔·盖茨，

　　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2006年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约26.7%的被调查者认为下一个比尔·盖茨最可能出自中国。2007年 4月比尔·盖茨第十次访华时亦预言：下一个伟大的成功将会来自亚洲。英国卡斯商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全球45岁以下最年轻有为的前10名CEO中，有8名来自中国。“下注中国”，这是2006年美国《巴伦周刊》给出的口号。2007年初的《时代》周刊以《中国世纪》为封面故事。高盛的一份报告指出，35年后中国将成全球第一经济体，而美国则仅列第三 ……。正如比尔·盖茨所指出的：“一个人拥有的机会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在哪个国家所决定的。”无论这些分析充满多少溢美之辞，至少在宏观上预示了下一个比尔·盖茨的可能。

　　德鲁克认为，一个时代、一个区域的社会类型可以从其“首富”的特征中直观地获知。放眼全球，与GOOGLE财富神话相映成辉，印度的钢铁大王、墨西哥的电信巨头及中国的地产大亨，这些新一代的洛克菲勒们正试图利用全球资本市场完成整合传统行业的“炼金术”。对于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并存、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复合” 转型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饲料首富”、“钢铁首富”、“房地产首富”、“软件及互联网首富”等完全可能同时涌现。由于后发优势，互联网正是中国少数完全与国际接轨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这无疑为中国的比尔·盖茨的出现奠定了产业基础。

　　资金并不是真正的问题。盛大网络崛起后，一家国际风险投资机构的中国区负责人批评其下属：你身在上海，为什么没有发现盛大？在资源与市场都日益全球化、流动性泛滥的今天，“世界是平的”，真正稀缺的并不是资本，而是创新。

　　创新对于企业家来说永远是第一位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有“一俊遮百丑”之效。正是创新，让当年的乔布斯一不小心成了“暴发户”，美国航天工业巨子休斯公司的副总裁艾登·科林斯慨叹道：“我们就像小杂货店的店主，一年到头拼命干，才攒那么一点钱，而他几乎是一夜之间就赶上了。”

　　也正是创新，才是我们的最大软肋：无论是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还是管理创新……。除了缺乏核心技术，我们亦从未出现类似福特流水线、通用事业制度、丰田生产方式、连锁店这种级别的组织创新。即使是互联网领域，成熟的商业模式也大多拷贝自美国。英特尔董事长安德鲁·葛鲁夫曾断言：华人对财富几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创造力，但对组织的运作似乎缺乏足够的热情与关注。WTO前总干事穆尔甚至认为：中国企业的管理相当于30年前的日本，相当于100年前的英国。

　　当中国的IT精英们在很大程度上因受惠于NASDAQ的“中国溢价”因素而获得个人财富的“爆米花效应”时，也许有必要重温一下戴尔在总结自己“如何管理30亿美元的公司”时说的话：“大多数公司的发展和成熟的脚步都比我们慢许多，但他们在规模尚小的时候所学到的基本程序，我们这时候必须回头认识。”

　　对于巨额财富，黄光裕直言“没感觉，假如你在不停地发展自己的事业，那么它就不是财富；如果停下来了，它或许是。但最大的可能是，今天你一无所有，但明天你什么都有了，而后天你又回到了起点。”作为“剩者为王”的马拉松而非百米冲刺，商业更需要“韧的战斗”。中国从来就不乏“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明星企业，不乏“增长速度回落到400%”式的狂飙突进，惟独缺乏基业长青的百年老店！“涨潮的时候，看起来所有的人似乎都在游泳，一旦退潮，谁没穿衣服便一目了然。”与GE这样的百年老店相比，还没有哪家中国企业经受了完整经济周期的洗礼。正如任正非在考察了连续十年经济衰退的日本之后写下的那篇著名的《北国之春》所说的：“什么叫成功？像日本企业那样，经九死一生还能好好地活着，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与比尔·盖茨连续12年蝉联全球首富的记录相比，不断刷新的“中国首富”既是活力的象征，也寓示着脆弱和不确定性。

　　谁扼杀了我们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