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美国总统的艾尔文·柯立芝有句名言：“美国的事业是企业”。今天的中国却出现了公务员热。即使是在以个人创业精神著称的温州，那句“再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就当干部”也早已变成了“好好读书长大了好当干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一个事实是：1999年至2004年6年间全国个体户净“缩水”810万户。除了结构升级因素外，创业环境不尽理想应是主因。

　　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世界银行的教授对85个国家和地区所作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从申请注册公司到开业，加拿大只需2天，中国内地需111天；再来看注册资本(以股份有限公司为例)，中国内地为1000万元人民币，日本约为8 2万元人民币，美国则为零。另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07全球商业环境报告》，在全球商业运营活动的便利性排名中，中国位居175个经济体中的第93位。

　　“春江水暖鸭先知”，对于创业环境，一线的企业家们最有发言权。柳传志曾以“孵小鸡”为比喻形象地诠释“市场温度”的变化。史玉柱曾对媒体叹苦：“我随便写了民营企业的15个死法，随便一条就能把你搞死……我觉得我们比下岗工人更苦。”更有甚者，据说亚都公司CEO何鲁敏的办公桌边放着一个小包，毛巾、牙刷都准备好了，“如果来抓我，我随时都可以跟着走。”让何颇为感慨的是，他在美国时发现：在一些大家聚会的会所，或者咖啡馆里，有人吃饭、喝咖啡是不花钱的。仔细一打听，才知道那就是失败的企业家。在中国，企业家一旦失败，面临的更可能是“以落井下石的火力一夜间摧毁被它们吹捧了几年的企业”的舆论环境。

　　不妨进一步设想一下：我们未来的比尔·盖茨的街头小贩创业实践会不会被城管扼杀在摇篮中？与硅谷的车库创业文化相比，在一刀切式的“民宅禁商”政策下，北京、上海那些刚起步的小公司，会不会因寸土寸金的高昂房租而倒下？公司稍有规模，面对形形色色的“赞助”电话，你如何说“不”？面对工商联副主席或政协副主席的可能邀请，会选择“商而优则仕 ”吗？……

　　鲁迅先生早就强调过“做土”的重要性：“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正是由于创业环境的差异，硅谷的创新型公司在风险资本的“催肥”下迅速成长为参天大树，而中国一些颇有潜质的中小企业却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成了“小老树”。

　　《基业长青》和《从优秀到卓越》的作者吉姆·柯林斯认为：“人类历史上，一些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发明其实并不是技术或产品，而是社会发明。试想一下美国宪法、货币或者市场机制等概念的诞生。它们永远都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创造。” 就此意义而言，在期待中国的微软之前，我们也需要中国的摩根斯坦利、中国的华尔街日报、中国的麦肯锡、中国的奥美等商业支撑体系，同时更需要自由市场、法治等社会支撑体系！

　　“创意创造生意，想象力创造利润率”，在一个内心荒芜的时代，曾经的诗人江南春转而向商业世界寻求诗意。可是，我们的头脑早就被格式化了，还能有什么想象力与创造力？

　　“《易经》里没有强大的秘诀，《庄子》里没有自由的路径，《资治通鉴》中找不到民主人权的旗帜，《论语》里也没有宪政的痕迹，要去《尚书》中发现共和同样只会是无益的徒劳，而秦皇汉武们留下的只有奴役和专制。”在学者黎明看来，自2000多年前的秦政，中国人就已失去想象力了。

　　杨振宁教授曾提出一个观点：创新可分为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和任天堂四种体系，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盖茨和任天堂，暂时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什么用处。其实，科学、人文、商业之间本就相通并互为促进，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来说，比尔·盖茨、任天堂与爱因斯坦、杜甫或可并存。美国学者波特的一个观点早已被广泛认同：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最难替代和模仿、最持久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很难想象，一个在文化上未有丰富创造的国家，能实现真正的“崛起” 和“复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认为：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正如知名青年评论家许知远所言：我们期待一个真正的社会精英群体的出现……按照20世纪50年代那个充满激情的个人主义者爱因·兰德的说法，“他们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是文艺复兴之父，是工业革命之父，是科学之父，是个人主义之父，是资本主义之父……”

　　教育部部长周济曾坦承，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不足是中国教育的致命缺点。张朝阳回忆起当年水木清华的校园生活时仍不胜感慨：“被伤着了”，“不停地比，比谁的作业先完成，谁学习的时间最长……整个小社会只提供给你一种可能性…… ”自认“(大学时代)不是个好学生，上课总拣‘偏远地区’坐下”的丁磊曾表示，当下大学生的知识结构还不具备一毕业就创业的条件，这是我们的教育体制所造成的。在《中国企业家》采访的10多位“80后”创业者中，许多人都从未在传统教育体制内获得肯定。《南方周末》曾报道当年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神童”宁铂出家的新闻，他这样抱怨：“‘神童’剥夺了我许多应该享有的生活和娱乐的权利”……

　　作为“80后”的PCPOP网CEO李想来自一个环境宽松的家庭，“我小学时父母给的是命令，初中时给的是建议，高中时是从朋友的角度提出参考，到了高中以后就是信任了。”比他年长一些的创业者则没有那么幸运：丁磊当年从宁波市电信局辞职，就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我父亲总是打击我”，江南春的父亲是一位审计师，推崇稳健、平淡的生活，至今他对儿子的人生观念还是不大认同；曾梦想成为“中国的微软”的科利华公司的总裁宋朝弟600元的创业资金是向家里要的，“我不敢说生意，他要让你当教授，走正道。做生意那不是白培养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