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家长眼里，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孩子成了没有生命的石头，在自己并不高明甚至拙劣的手艺下，天才的棱角被“打磨”殆尽。鲁迅先生曾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呼吁解放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伤仲永”式的“捧杀”与“耳光教育 ”式的“棒杀”仍时有所闻。
谁妨碍了我们长大？
“在中国，社会对企业家的期许，以及这个财富群体的自我膨胀即将达到顶点。”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他《被夸大的使命》一书中说。在并不漫长的中国当代商业史上，许多声称要做“中国的微软”、“中国的IBM”、“中国的GE”、 “中国的松下”、“中国的索尼”、“中国的麦当劳”、“中国的可口可乐”、“中国的八佰伴”、“中国的巴菲特”、“中国的索罗斯”……乃至“真正的世界级企业家”的人都纷纷倒下了。为什么比尔·盖茨和他的微软帝国能在30年的跨度里“ 每一次我们都经受住了考验”？
商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场与人性间的战争。正如一位企业家所言：“在任何时候，人，都是输给自己的。”张树新，这位“可以把读哲学当作休息”的企业家，曾这样反思道：“每个人都有误区，总是认为自己不可以被别人替代。”在有“ 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传统、“一年合伙，二年红火，三年散伙”的中国商界，你能找到一位像保罗·艾伦那样甘当“绿叶”、几十年默契如初的绝佳拍档吗？大多数成年人都能顺利爬上香山，但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成功登顶珠峰。不少温州商人在资产过亿后欲再攀高峰，却纷纷遭遇“高原反应”。在温州有这样一个说法：“即使你做了微软的CEO、IBM的总裁，都不如做一个小卖部的老板‘值钱’”。如果并购重组意味着自我退出，对于视企业为“己出”的企业家来说，这不啻为自我宣战！“ 万科不是我的儿子，他是我的作品。”像王石这样有着清醒认知的企业家毕竟太少。阿里巴巴CEO马云无疑是有大梦想的人，对他来讲，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远比“一个人的帝国”更有意义，因而才有阿里巴巴与雅虎的合并。在马云看来，生意人是做买卖，商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企业家是影响一代人的生活，在中国80%是生意人。
迪斯尼无疑是“影响一代人的生活”的企业家的典范。是他以爱灌注了那些卡通精灵，“使千千万万的人们享受到了一种更光明、更快乐的生活。他所创造的真、美和欢乐是永世不朽的。”(美国前总统约翰逊语)柯林斯则将现代公司的意义提升到“社会发明”的新高度：“决不仅仅因为它是技术革新的源泉，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是连接市场机制与民主政治的桥梁。”在这个意义上，商业与公民社会间的价值链得以打通，也因此才可能出现德鲁克所说的“企业家社会”。
美国作家罗伯特·索贝尔认为：在每一个关键历史时刻，企业家既影响社会和经济变化的严酷无情的进展，同时又受这种进展的影响。段永基曾坦承：“中国的现代企业很难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建成—我们都是过渡性人物。”王石则曾不无悲观地认为：“我们儒家文化背景、小农经济操作方式，已经决定了我们的性格，包括我本人，是不适合搞全球大企业的。”“ 我们中国企业由盛至衰的周期也就是20年、25年吧。”著名学者秦晖认为：“就中国没有Citizen而言，实际上我们都是农民”。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则认为：中国“入世心态”的超越方式仅仅是此世的“立德、立功、立言”，这使得中国企业家大凡有了些成就的总要去追求“济世”的功业，所谓“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他并表示，就我们尚未获得西方自启蒙时代开启出来的个体理性这个意义而言，我们都是难以自立的儿童。
心理学大师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决定着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这条无意识的河流。什么样的市场，造就什么样的企业家。“转轨+新兴”市场的独特成长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部分中国企业家“原罪”性的世界观和机会主义的方法论。盛田昭夫曾说过，“我们日本商人必须是两栖动物，必须在水中和陆地上生存。”反映了那一代日本企业家在日本与西方价值观之间的挣扎。在今天的中国企业界，你同样可以轻易发现前现代思维与后现代技术的碎片。杰克·韦尔奇自传与《曾国藩家书》、《胡雪岩》同步流行—“历史叙事”与“科学叙事”的分殊同样反映在畅销书领域。“振兴民族产业”的口号与具体经营中“冷酷打击，坚决消灭”的对手观可以并行不悖而不会有丝毫心理上的不安……。致力于中国企业史研究的吴晓波以极富传神的笔法描绘了一幅过去30年活跃于中国商界的族群的图像：“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尼采认为，人生必经“由骆驼至狮子而至婴儿”三阶段。在一些中国企业家试图像洛克菲勒一样成为市场上的“狮子王”时(其实更多的时候只能像土狼一样在全球产业链上吃点残羹冷炙，而狼性也已成为早期某些企业家的基因)，他们却没有后者的清教传统，而曾经的“骆驼”精神也早已不再，当然他们也没有像晚年的洛克菲勒那样进入“婴儿”般纯真状态的可能。
一代人的迷惘与凯恩斯的忧虑
2002年，麦克斯·拉夫琴(Levchin)这位硅谷最年轻的“王子”在将自己开发的电子支付系统P aypal卖给eBay之后，陷入了一生中最灰暗的日子：他花340万美元买了一幢山顶豪宅，却从未搬进去住过一晚；他百无聊赖地骑车逛街，与女友厮混……。是的，退休太年轻了一些，当慈善家又坐不住。内心告诉他，必须重新找回创业的激情。于是，2005年他成立了自己的新公司Slide。曾有人问他干嘛这么拼命，他的回答是，“因为我觉得好玩。好玩，所以不想停下来”。在接受中国《财经》杂志记者采访时，他说：“定义一个大公司的成功，可以是‘非常成功’，但也可以是‘比较成功’，或‘今年不成功明年成功’，这只是程度的问题—不是那么关键性的成功。但是，创业很特别—不成则败。它就像赌博，让人兴奋。”
28岁的李嘉诚、30岁的陈天桥同样曾经历相似的迷惘。“就好像爬山，我已经爬到了顶峰，然后还有什么奔头呢？”而立之年即荣膺“中国首富”的陈天桥曾这样袒露心声。在搬到位于香港半山的新家的第一个夜晚，李嘉诚怎么也睡不着，整个晚上都在“痛苦和快乐的回忆中度过”。伴随“像火箭上升一样积攒财富”，一直忧心忡忡的日子终于彻底结束了，自己平生第一次可以放慢脚步思考人生的意义。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晚上，他常来到宝珊道上靠着路边的石头发呆。“财富能令一个人内心拥有安全感，但超过某个程度，安全感的需要就不那么强烈了。”他后来这样回忆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