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政策的运行机制正在发生根本改变，货币政策力度、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与以往相比有了明显的优化，体制改革是促成货币政策走向成熟的根本原因。

　　从货币政策操作来看，以往更多强调“出其不意”和“又狠又准”，现在则逐步进化为国际通行的央行进行“预期管理”和“预调微调”。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见到实效之前，地方融资平台、国企存在明显的预算软约束，房地产企业则能够通过高息融资进行扩张，微观主体的经营行为市场化程度不高。因此央行货币政策作用于地方融资平台、国企和房地产的效果较差，其信用扩张不易受到约束，理论上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经过这些市场主体时往往容易走形，为此央行在考虑货币政策时必须与其进行博弈，只有“出其不意”才能限制住其信用扩张行为，而且政策力度要猛要狠，否则不易达到政策效果，所谓“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内在机理就是如此。经过2016年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三类市场主体，地方融资平台、国企和房地产企业的无序信用扩张行为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约束。财税体制改革有效推进，地方融资平台受限于隐性债务清理；国企不再全面硬性刚兑，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债务违约；房地产企业受限于“三条红线”。且不说其内在经营机制是否发生根本改变，但是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其信用扩张行为都变得更为规范，从而大幅提升了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因此，从2019年开始，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已经越来越接近国际通行模式，逐步走向成熟，既可以提前释放政策信号进行预期管理，又可以相机抉择进行预调微调，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大幅提高。

　　从货币政策效果来看，中国已经真正实现了有效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开创性地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发展道路。一般而言，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都是整体性，财政政策才具有结构性效果。但是，中国的金融体系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国有属性较强，在具体经营中，负债端往往借助政府信用，资产端则追逐商业利益。如果央行受制于所谓货币政策总量管理的属性，不对商业银行资产端的经营行为进行有效引导，则总量政策在实际运行中会导致资金更容易流向地方融资平台、国企和房地产企业等政策定义的低效融资领域，政策鼓励的新兴产业、制造业和民营企业则难以获得有效融资。2017年以来资管新规的逐步推进，2019年以来通过MPA考核对商业银行资产端的引导作用明显增强，再加上直达机制的设立，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从过去的“阶梯递进”转向“平行传导”，即低效融资领域不再是资金流动的必经环节，制造业、民营企业等有效融资领域逐渐可以平等地获得融资。因此，由于体制性因素的改进，货币政策的效果从国际通行的“大水漫灌”逐步向“精准滴灌”进化，配合上对相关市场主体信用扩张行为的有效约束，过去三十年一直努力希望达到但始终不如人意的“开正门、堵后门”，终于看到了实现的曙光。结构性货币政策虽然与国际通行做法有所区别，但却最为契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有形的手造成的问题，只能靠有形的手来解决”，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大幅提高，“不唯书只唯实”，货币政策正在走向成熟。

　　货币政策走向成熟，对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融资体制效率大幅提升，“脱虚向实”终于能落到实处，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明显见到成效，经济整体运行效率因而持续提升；货币政策的力度将趋向柔和，对经济的冲击日趋平缓，经济的波动性由此降低，中国经济的“易过热”体质将逐步改善。持续多年的货币政策“短松长紧”的格局将逐渐被真正的松紧适度所取代，货币政策举措的“大开大合”将逐渐被“小幅高频”所取代。对于资本市场来说，过去由于期待“央行放水”稳定经济而经常出现的“类衰退式宽松”可能不要做过多的期待，而货币政策长期保持“名为中性实则偏紧”的状态不易重演。

　　3、A股市场走向成熟——机构投资时代正式来临

　　机构投资者主导是成熟资本市场的重要标志，A股市场真正的机构投资时代已经来临，A股市场全面走向成熟。

　　资本市场体制改革有效提升A股市场投资价值，为机构投资时代奠定基础。自2018年以来，A股市场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发生了实实在在的转变。注册制推出试点，到今年将全面铺开；退市制度常态化也已提上日程；《证券法》修改后，对于市场主体行为的监管将更为严格。从进到出，包括过程监管，既有的痼疾正在逐步解决。制度变革有效提升了市场整体的投资价值，A股市场正加速从融资市场转向投资市场，可投资性大幅增强。由此，基于基本面研判企业价值的机构投资者全面崛起，从保险到银行理财，从海外投资者到公募基金和阳光私募，机构投资者主导市场正在成为不争的现实。

　　作为机构投资者的重要代表，公募基金行业的发展历程能够有效解释何为“真正的机构投资时代”，以及为什么这一次机构投资时代的来临不可逆转。事实上，早在2007年，当公募基金规模占市场流通市值达到较高比例时，就存在机构投资时代来临的呼声。但事实证明这只是资金周期性流入A股市场导致的昙花一现，公募基金权益管理规模之后就持续下降，直到近年才超越2007年的高点。2007年之后曾多次出现牛市行情推动对股票市场不熟悉的“场外资金”流入公募基金的现象，当时资产配置的权力依然掌握在个人投资者手中，当牛市的浪潮退去，短期逐利的个人资金并不会普遍保持权益资产的长期配置比例，而是回归银行理财主渠道。而当时银行理财机构并不是如同全国社保基金和保险资管那样真正的机构投资者，没有采取全球通行的大类资产配置的投资模式，仍然停留在以信贷、非标资产和债券为主的资产池投资模式，同样不会长期持续配置权益资产。因此当牛市行情结束后，公募基金的规模持续下降，机构投资者的力量逐渐消退，市场重新回到散户和游资主导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