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双方僵持不下，我也绝望了，既然你们不肯接受我的意见，不在乎电影是否能更加完美一些，那我犯不着和你们较劲，那就拍吧。然后电影就这样拍完了。依我个人的性格，我不会在接受一个事情以后中途退出。我会在这个约定当中尽我最大的努力把戏演好。

　　记者：那到后来在首映式上你为什么会批评这部电影呢？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犯了行规，在你之前，没有一个演员会说自己拍的戏不好的。

　　王志文：我也没有想到会在首映式上说那样一番话的。就在上海举办首映式的前一天晚上，瓦格纳夫人在浙江东阳去世了。当天晚上，发行商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第二天就去参加上海首映式。在舞台中间，列了几个座位，我们一群人被轰到那些位置上，一大群的媒体记者面对着我们。我就想把中间的这个位置留给瓦格纳夫人，尽管她来不了，这是我对她表达纪念的一种方式。

　　后来大家入座，奥地利驻上海领事馆的领事坐了这个位置旁边，导演、制片人都落座了，然后大家都在等我坐到这个位置上面。我特意坐到了最边上。结果奥地利领事问我是不是不愿意坐到她身边。我觉得没法跟她解释这个事，因为这时马上就要开会了，我说，没有，我很愿意坐在你边上。这时候我的心情已经很不好了，我的哀思和纪念瓦格纳夫人的方式被一个混乱的现场冲掉了。他们还在谈《芬妮的微笑》是一部多么好的电影，好在哪儿。我觉得他们在辱没这个故事，在粉碎这段爱情，他们在假借这个爱情在说他们想说的事，事实上这个电影跟瓦格纳夫人的爱情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瓦格纳夫人的生活不是这样的。所以当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说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我不喜欢这个电影。

　　记者：你们签订的合同里有规定你必须参加宣传推广活动吗？

　　王志文：宣传这部分内容是这样的，因为当时不知道宣传会在什么时间，我是否有空，所以合同上是这样写的，如果有什么活动需要我出席，必须在30天以前告诉我，并且跟我协商，征得我同意，也就是说，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决定权在我手里。我可以去，也可以不去，这是我的权利，这些都是白纸黑字有合同为证的。

　　记者：你当时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吗？

　　王志文：如果换在另外一个场合下，我可能不会那样做。但是那天我心情很不好，我一直以为上海的首映式上，我可以见到瓦格纳夫人，但是真的很蹊跷，2月20日的首映式，2月19日瓦格纳夫人去世了。

　　做记者曾经是我的理想

　　记者：我听说你小时候就特别想做一个记者？王志文：我如果不是做了演员，那我肯定会去做一名记者。记者曾经是我的一个人生理想，后来让位给了表演。我觉得做记者能够主持正义，为人民利益鼓与呼，客观报道，把最美的事情给人看，把最丑恶的事情披露出来，使之改正。

　　考北京电影学院之前，我想过考新闻系和中文系，因为我数理化很差，其他的文科也一塌糊涂，就是一上语文课我就兴奋，成绩也不错，但是除了语文课都没兴趣，实现不了这个愿望。

　　记者：如果你是一个记者，你会如何去采访王志文？如何了解一个似乎被人知道的王志文？

　　王志文：如果我是一个记者，我要去采访一个人，我不会到处寻找有关他的资料，我会在他允许的情况下，跟他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如果是我采访王志文，那我会跟他打电话，王志文我们俩首先交一个朋友好不好？你说愿意也可以，不愿意也可以。你现在在干什么，他说我在拍电影。那我什么时候能够到现场看你？他会说，看我可以，请你不要跟我聊天，就看我工作。好，我就去现场看你怎么工作。戏拍完了，那我可以跟你回家吗？不可以。但是我们相处了两天之后，他也许会邀请我去他家里来住。也许我会有一个采访提纲，问完两个问题之后，我觉得他如果不想谈这些问题，我不会强迫他回答我的问题，那我们开始聊天。首先要跟他成为一个朋友，给予他足够的时间，这样的采访肯定精彩。

　　记者：你曾经和媒体朋友密切到说“酒话”的程度，后来又出现“名片事件”这样的麻烦。你觉得媒体和明星、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

　　王志文：彼此尊重。千万不要用“你应该怎么样”的心情和态度去对待别人。其实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彼此都需要合作。对一些事情会有不同的态度，所以一些媒体会使用很多骇人听闻的标题作卖点，我理解这一点。

　　任何一件事都会有前因后果的，你不能光看到因，或者光看到果。其实做一个好记者是一个很困难的事，首先要有这样一份良知，了解事情的

　　真实面貌前因后果，客观报道，如果事情有争议的时候，一定要给当事人双方公平说话的机会。如果我是一名记者，这是我的职业品质标准。

　　但是，现在的一些媒体不是这样，起码的规则也不讲了，惟恐所谓爆料不够，出事了才好玩，才热闹。哪怕是假新闻，先报出来再说，哪怕第二天辟谣。

　　记者：从你的角度来看，“名片事件”的真相是怎样的？

　　王志文：“名片事件”发生在拍摄电影《谁说我不在乎》的时候，当时拍我跟冯巩两个人的戏，灯都打好了。那个记者没有提前跟我们预约，直接就到现场来就坐在我边上，要求采访。我说你稍等一会儿，等我拍完再说。在准备的时候，我嘴里一直嚼着口香糖。当时导演喊大家快准备，我得把嘴里的口香糖处理掉，我觉得不能吐在地上，得拿张纸把它包起来。我就摸兜里有没有纸，就把这张名片摸出来了。这个记者看到了很不高兴。

　　当时我立即向那位记者道歉：“这件事是我错了，您别介意。”她不接受，“你这什么意思，你这人太无礼了。”这个时候我就发火了：“我这不是给你道歉了吗？你要接受的话，咱们就完了。我不认为这事严重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我是不礼貌，但是我的动机绝不是针对你这张名片，这件事你理解就理解，不理解的话那也没办法。”

　　然后到了那一年的“金鹰奖”上，就“口香糖”事件，一位媒体的记者居然对我说，“王志文，你端正你的态度，好好说话！”我回答说，请你不要用“文革”语言跟我说话，要端正态度的是你，不是我。他接下来说，“王志文，你让观众多了解你，没有我们媒体怎么了解？”

　　我说，“我是一个演员，我是在做我的工作，观众是通过我的作品来了解我，并且我更喜欢观众通过我的作品了解我，而不是在媒体上了解我，所以我几乎很少参加新闻发布会或者是接受采访。而且在金鹰奖这样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不愿意说这个事，如果是电视直播，我可以谈这个事情，因为你不能做任何删减。”接下来有记者威胁我，“你要再狂的话，我们就封杀你。”这种威胁完全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做法。然后我就生气了：“你们也不要自视太高！”然后我就起身走人了。后来，就有了一封部分媒体联名讨伐我的公开信。

　　记者：媒介伤害过你，你是不是也伤害过媒介呢？它们可能误伤了你，你有没有误伤过别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