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最后的火车站，火车站一群人围在那儿，看着父子俩人，这个场面在我看来是一个问题。人物应该按他的轨迹走，比如说刘成跟儿子一定要见面，这是必须的，而且儿子最后离开了演奏会的现场，来到了火车站，这个之前都是对的，但是当孩子在那开始给他拉琴，这个就出问题了，因为你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东西，最后走到了一个非现实当中去……

　　我觉得凯歌可以去关注他以前没有关注的领域，但是要彻底换一个方式，因为表现的对象和生活、题材都不一样了，用原来那个看问题看世界的方式去做另外一个主题，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原来在空中行走，忽然现在落到地面上来，要紧急迫降，一定是有危险的。但是作为一个导演来说，我觉得作不同的尝试没有什么坏处。我也喜欢看到凯歌能够成为像学生那样的一个拍电影的方式，我觉得他现在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很好。因为原来我们一致认为他是一个既定的大师，当大师走下神坛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很可爱的。

　　记者：你和电影学院“七八班”的几个女性导演都合作过，和李少红的合作是怎样开始的？

　　王志文：她们都是不错的女导演。我跟少红的合作应该是1988年就开始了，她的第一部电影叫《银蛇谋杀案》，她就来找我演。那个时候我正在做毕业论文，她的副导演找到我之后，对我说，这个剧本到现在为止还没最后定稿，李少红导演还一直在改。我要求看剧本，再决定是否出演。副导演就觉得你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我们找你演一个电影的男主角已经很好了，你还挑这挑那的。副导演说我这个人很狂，对我的态度十分不友好。后来过了大概有一周的时间，副导演打电话告诉我，让我用半天的时间考虑是否出来演。我说，不用半天，我现在就明确给你答复，在我没有看到剧本之前我不会答应你的。

　　李少红、摄影师、制片主任第二天就到我宿舍里来了，对我说你怎么不演了？我说，我没有看到剧本，你不能让我决定一件我根本不知道干什么的事情，还有你们这个副导演没这么说话的。李少红告诉我这个角色是拿着我的照片，贴在墙上改剧本的，希望我考虑一下，而且答应剧本出来给我看。但是我当时心情很不好，我对她说，如果让我演的话可以，但是必须请这个副导演离开。后来这部戏我们就没有合作成。

　　这件事情之后，我就一直觉得对李少红挺歉疚的。到了1993年的时候，她决定拍《红粉》时再一次来找到我，我说，咱们俩什么事也不想，我现在就答应你。后来一看剧本，相当不错。

　　我每一次拍戏都很愿意去以这样一个形态出现，就是我是一个零件，你好好的使用我，然后我配合你运转，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情。

　　记者：比较起来，好像还是电视剧里的王志文比电影里的王志文给人印象深一些。你自己怎么看？

　　王志文：一个是我电视剧拍得多，看电视的观众比看电影的观众多得多。电视剧的市场空间比电影大得多，而且可以赚钱，赚钱的电影很少，工作机会比电视剧要少得多。所以，这些年我拍电视剧会多一些。我觉得电视剧比较简单，大部分的观众爱看，它就是一个不错的电视剧，评论家们对电视剧没有这样那样的要求。

　　拍电影、电视剧不能取决于我，演员只能等待导演的召唤，然后把角色演好。从我的角度来讲，电影电视是一个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我找到了生活的一部分乐趣，这种乐趣在不同程度上是别人享受不到的，比如跟别人接触，跟一些事情接触，在这个过程中会很愉快，我觉得很好。在表演上，我对电影和电视剧一样用心，没有什么区别。

　　记者：你、陈道明、姜文都是属于很有争议性的人物，你怎么看他们呢？

　　王志文：你说的姜文和陈道明无疑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不光是他们俩，在我眼里还有葛优、李保田……他们都是很好的演员。他们对自己工作的态度，对自己人生的态度，都是我比较喜欢的。

　　我们这边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愿意力求人的完美，要求我们做“三好学生”，你不光要身体好，身体好了以后还得学习好，学习好了品德还要好。社会上这样的人有吗？有，肯定会有，但是我做不到。我只想做一个身体好、工作好的人，我不想做品德好的人。品德好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你理解的品德，还是我理解的品德，因为道德这个东西是没有上限的。

　　“芬妮”的故事

　　5年前，王浙滨从电视里看到一部名为《嫁给中国》的记录片时，作为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的编剧，王浙滨激动得难以自抑，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动人凄美的爱情故事。60多年前，一个年轻的奥地利女性漂洋过海来到上海，寻找她在维也纳结识的恋人，从此跟随着丈夫经历了战争、动乱、迁移，最后在中国的一个普通乡村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如今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了，而她最终的愿望是在那个乡村里与丈夫同穴而眠，她的名字叫格德鲁特-瓦格纳。

　　“这个故事真正打动了我，这位奥地利老人令我顿然萌生了写一部电影的愿望。”

　　王浙滨当然不会想到，还有一个人，有着同样的梦想。那就是乌苏拉-魏德夫人。她是奥地利原驻中国大使的夫人，多年来致力于中国电影的研究。应魏德夫人的邀请，王浙滨远赴维也纳。

　　从维也纳回来，王浙滨曾四次到浙江东阳采访瓦格纳夫人。

　　“每当我面对她的时候，我都会惊异她内心如此清纯。她平静地说出这一生她从不后悔，尽管她一生有那么多的遗憾：她很长时间没有国籍，她称自己是两个‘外国人’，在中国是外国人，回到奥地利她还被看成是外国人。我越是走近她，了解她，我越觉得自己写不好她，我很久没有动笔，但这个故事一直像珍宝一样藏在我的心里。”

　　王浙滨把自己关在屋中，关掉手机，拔掉电话线，十几天没有下楼，写了5万字的第一稿。剩下的就是不断地完善剧本，这一过程花了4年时间。

　　在王浙滨的努力下，北京紫禁城公司为《芬妮的微笑》投资300万元，辽宁金通集团投资300万元。对这样一部大制作的电影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奥地利SK影视制作公司的资深制片人约瑟芬-柯西亚对这部影片合作表示了强烈的愿望。奥地利的四个投资方联合投资95万美元，从而获得欧洲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