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本地居民，巴扎里还能经常见到穿着白色袷袢留着大胡子的巴基斯坦商人，他们大多来自巴北部地区的吉尔吉特，还有戴着“卡勒帕克”（白毡帽）的吉尔吉斯人，他们多来自首都比什凯克和商业中心奥什。东门大巴扎也是一个国际采购市场。
东门巴扎兴起于80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集市交易就立刻在土曼河的河滩上得到了复兴。“巴扎发展越来越大，附近最远到和田的居民都过来赶巴扎。”刘学杰告诉我们，“后来政府不断规范市场，兴建了市内的经营场所，形成了现在的规模。”
刘学杰回忆说，到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喀什的对外贸易获得了发展机会。“1992～1993年每天都有五六十辆卡车开进东门巴扎，中亚商人们运来了家里用的厚重的皮大衣、靴子、各种钢铁制品，甚至还有列宁和斯大林的金属塑像。”刘学杰说，“他们把这些东西很廉价地卖掉，然后买走大量的生活用品。”
丝绸之路的后代们最不缺乏的就是商业天赋，大量维吾尔族商人于是开始抢购那些金属制品。维吾尔族外贸商人吐尔逊，就曾经用新疆产的“阿迪德斯”运动鞋，换回了300多吨“钛板”，很快被军代表高价收走。吐尔逊曾是喀什市外贸局的老职工，会讲流利的俄语。那时候，中亚五国的各个首都出现了规模达几千个档位的“维吾尔族大巴扎”，交易方式大多是以货易货。
但火热的外贸生意并不长久，“两三年时间，原苏联的中亚加盟共和国的家底就基本卖完了。这些国家都经历长期的经济停滞，也不可能从中国进口更多的商品”。刘学杰告诉我们。
然而进入新世纪后，情况逐渐开始好转，国家对于新疆开发的战略和中亚国家的经济反弹，使人们看到了复兴丝绸之路的希望。
“以前喀什是中国的‘口袋底’，现在则是‘桥头堡’，是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和贸易门户。”喀什市副市长邓慧江对我们说。邓慧江称自己是本土的新疆人、喀什人，他父母是老兵团战士，邓慧江从小在喀什长大，并参加工作，曾担任喀什地区招商局局长。
采访邓慧江前，他刚忙完喀什中亚西亚商品交易会。这是喀什每年最重要的外贸和招商工作。“虽然经济危机的影响比较大，但还是来了16个外商团。最后一天，人多得赶不出去。”邓慧江告诉我们，这已经是第五届“喀交会”了。
邓慧江打开地图，他相信沉寂了500多年的丝绸之路正在复兴。从地理上看，喀什地区（包括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的乌洽县）共与5个国家接壤，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除了阿富汗和印度外，喀什拥有5座边贸口岸和其他3国相连。于是，有了“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优势。
向西北经乌洽县的伊尔科什坦和吐尔尕特口岸与吉尔吉斯斯坦相通；向西南经塔什库尔干的卡拉苏口岸与塔吉克斯坦相通；向南跨越喀喇昆仑山，通过海拔4700米的红旗拉普口岸与巴基斯坦相通。喀什机场还开通了直飞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航线。如此集中的口岸群在全国都是十分罕见的。开货车的司机从喀什出发，一天内就能到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及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从喀什机场飞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距离比到乌鲁木齐还要近1/3。喀什的对外贸易可以直接辐射到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俄罗斯等国家。
“如果说有哪一项经济指标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那一定是进出口贸易。”邓慧江说。2002年，喀什全地区的外贸进出口额只有1600万美元，2005年上升到了6540万美元，2006年则达到4亿美元，2007年是11.7亿美元，2008年是16.6亿美元。“6年时间内，喀什的外贸增长了100倍。2002年做外贸的企业不到20家，现在做外贸的企业达到了180家。”邓慧江说，“而这些数字，还仅仅局限于在喀什注册的本地企业。”从全部的过货量看，2008年全国从喀什出境的货值为96亿美元。
“中亚南亚国家总人口有十五六亿，喀什就夹在了两个大市场的中间。”邓慧江说，“另外，中亚国家都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矿产、石油资源丰富，未来与我国有很强的贸易互补性。”
“我们要把喀什打造为中亚南亚经济圈的重心。”
古老的丝绸之路早已湮没于漫漫沙海之中，新的亚欧大陆桥已经提上日程。2010年，从喀什到和田的铁路就将开通。如果不出意外，中—吉—乌铁路即将在明年开工，中国段的起点就在喀什。中国至巴基斯坦的铁路规划论证也已经开始。
相似的语言和习俗，使丝绸之路的复兴有了文化上的基础。“很多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商人在国外都有亲戚和房屋，能讲维语就可以在这几个国家通行。”邓慧江说，“从历史上看，他们血缘相亲，习俗相近，语言相通、民族相连。”
吐尔逊江与司马义江
在这个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城市中，总能感受到多民族共存的双重模式。
所有的标牌是维汉双语的，维语在上，汉语在下，维语从右向左读，汉语从左向右。夜市也分维汉两种，区别在于维吾尔族夜市不卖酒。维吾尔族同胞有自己常去的卡拉OK和迪斯科舞厅，那里是维吾尔族音乐的天下。但也并不绝对，汉族人也同样喜欢维吾尔族舞厅，汉族的卡拉OK中也有大量的维吾尔族歌曲。
喀什，从上向下看是“和而不同”；而从下向上看，融合又总在潜移默化中。
本地汉族人喜欢用巴郎子（小男孩）、恰克尔（小姑娘）、洋冈子（女人）称呼自己的亲人；说“肚子涨得很”（音译与意译的结合）则表示很生气。维语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外来词，冰箱、电视都借用了汉语，而“医生”则用英语（doctor）——“道乎特尔”。
所有的汉族干部都必须脱产学习一年的维语，在基层，少数民族和汉族干部的比例是10∶1。基层干部的重要工作是帮助维吾尔族农民种地，教授科学知识，每人都有自己的责任田，县长要负责50亩。上海货是高品质的代名词，维吾尔族同胞卖哈密瓜的时候也常开玩笑说——“嗨，我的哈密瓜是上海的。”几年前维吾尔族同胞不喝瓶装水，各种瓶装饮料鲜有销路，而现在则与内地并无区别了。
吐尔逊江·买买提和他的朋友司马义江·库尔班都是22岁的年轻人。每天，他们都在大巴扎坐在小山一般花花绿绿的布匹中，卖杭单（被面）和雅斯道克（枕头）。吐尔逊江和司马义江的父亲是好朋友，早些年一起做生意。
让我们惊奇的是，这两个年轻人对于浙江省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新疆。“浙江大部分地方我都去过，杭州、宁波、余姚、嘉兴、湖州还有义乌。”吐尔逊江对我们说，“江苏的南京、苏州，还有上海我也去过。”1973年，他的父亲就开始做布料生意，从浙江、上海、江苏进货然后再运到喀什卖掉。吐尔逊江12岁跟老爸做生意，15岁就自己跑到浙江进货。他有两个哥哥，大哥克里木已经在杭州的临平买了房子，不仅换了杭州的省份证，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杭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