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美方似乎有难言之隐。众所周知，从2006年开始，中国开始推进“自主创新”，通过政府采购和施加国产化要求等产业政策手段，扶助战略新兴产业对国外先进技术实施“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但这并不违反中国的入世承诺。

对此，我们不能认“怂”，而更应该未雨绸缪，总结入世和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教训，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修订与制定。要充分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始终是保护和促进创新的有机组成，缺一不可，这既是国际的规则，更是全球化应该遵循的共同价值准则。世贸组织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原则对国家角色和自主发展的排斥，体现在《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TRIPS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这三大基石的协定，尤其是前两者的制度设计上。前者规定东道国当局不得对外国投资者提出当地含量（国产化）、外汇平衡和出口比例要求；后者则明确禁止仿制和反向工程。这两大协定是发达国家以建立所谓“全球公平竞争平台”的名义，阻碍后发国家实施赶超的保障机制，目的就是要实现对其既有技术优势的永久性垄断。需要指出的是，TRIMS并没有剥夺WTO成员方对外资实施强制技术转让的主权权利。但在1999年11月15日达成的有关中国入世的中美双边协定中，中国除了承诺履行TRIMS规定的全部义务外，还承诺了不对外资强加技术转让要求。[19]据报道，美国、欧盟等提出了对WTO改革的建议。我国的态度是支持世贸组织改革，但希望照顾大多数成员关切、反映大多数成员诉求，通过渐进式改革，确保世贸组织基本宗旨不变、基本原则不受挑战，增强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领导力，强化自由贸易原则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功能和作用，更好地促进全球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我们提出了希望，但更重要的是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修订和完善，让中国声音，发出呼唤，中国智慧展现光芒。

至此，更需要清醒意识到，我们既要积极应对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冲突，维护乃至引领国际规则的变革，更应该看到，大国崛起的真正基础是自主发展。中国需要且有能力参与并抓住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机遇，需要新科技革命时代的知识产权制度。助力占领新科技革命制高点，是我们努力构建新时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奋斗目标。

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增速惊人。2017年，全国法院共新收一审知识产权案件213480件，比2016年上升46.04%。[20]这些案件中的权利人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同样，有中国的侵权人，还有外国的侵权人。这是开放创新的中国执法力度的真实写照，更是我们知识产权制度在新科技革命中保护创新的成绩和任务。为此，应该继续扩大开放，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持续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要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跟踪新科技革命的步伐，借助专利法等法律的最新修订，进一步树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理念，优化科技创新法治环境，不断增强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体系，尤其要破解主要是舶来品的知识产权制度因“水土不服”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比如知识产权维权领域存在的“举证难、赔偿低、周期长”等问题。

富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惩罚性赔偿等措施，是对中国国情的适应，又何尝不是在信息和人工智能时代，人们对知识产权这一无形财产客体适用民法基本原则的新认识呢？这或许就是中国对世界知识产权制度贡献的智慧和方案。当然，智慧和方案需要大胆探索，更需要小心严谨的论证。任务虽然繁重，但步伐必须快，因为创新只争朝夕。

在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年代，要给予中小企业创新主体更多的支持和包容，这不是在挑战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而是在客观的现实层面上维护真正的公平正义，是对创新的有效鼓励。

知识产权转化应用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这似乎人人皆知。但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创新应用转化的问题，除了碰到了这个公认的世界难题之外，还有中国国情的难题。源头上要树立注重用市场机制培育高质量的知识产权理念，而僵化和形而上学的学术和业绩评估指标设计，更需要刻不容缓地改革。

知识产权数量与质量问题也是亟需研究的问题。我国知识产权数量增长迅速，举世瞩目。我国庞大而富有生气的创新人群基数，大众创新和万众创业战略，是这些数量依据的可靠底气。毋庸置疑，存在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的问题，它们正在损害着知识产权制度的声誉，更在吞噬着创新的力量。但这是发展中的问题，应该有信心通过进一步的发展和改革创新来解决。《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开展专利申请相关政策专项督查的通知（国知办发管字〔2018〕27号）》提出了“授权在先、部分资助”的要求，就是对这一问题的积极应对，将有力推动知识产权的高质量发展。

新科技革命发展带来了日益增多的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传统的知识产权划分类型与商业秘密之间的界限变得时隐时现，难辨真假。伴随着新科技革命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商业秘密的保护将是未来的世界性重点和难题之一。

人工智能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主要标志。人工智能带来的知识产权制度挑战，主要还不是人工智能产生的成果保护和运用问题，而是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创造、保护和运用问题。人工智能技术是否成功，要看是否有大量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的专利。[21]

新科技革命如同历史上的历次科技革命一样，会出现新的制造、生产模式，工厂、商店等概念和内涵也都在悄悄地发生变化。知识产权制度必须去面对这种改变和挑战。比如，现在人们担心，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基于开放式创新的协作研究和产学合作将不断增加，而第四次科技革命强调的合作共享理念是否会与传统知识产权的独占排他性产生冲突呢？此外，第四次科技革命发展速度难以预测，新技术层出不穷。在现有法律尚无法对具体权利予以确认的情况下，科技进步的红利是“法律上留白的利益”，这个“留白的利益”应该给谁呢？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正当性告诉我们，这种利益首先应该留给社会和公众。[22]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可能很有必要。挑战不止，变革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