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目精准地戳中了现代女性的痛点，现代女性向往的是，当人生走到中年，依旧可以面容姣好、身材管理得当、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那些逐渐发胖、身材走形，活动范围仅限于菜市场、厨房和美容院的主妇们，则被嗤之以鼻。然而，真实的主妇生活似乎总是局限于家庭，总是在买菜、煮饭、洗衣服、养育孩子的“小事”上纠结，沉迷于超市购物券和街道八卦。她们似乎在选择成为主妇的那一刻，就上交了生活的可能性，只能在周而复始的生活中老去，难以“乘风破浪”。主妇为家庭付出的努力、与社会脱节的焦虑，总是被隐藏在“不够独立”的标签下。
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的主妇都是带着对婚姻的浪漫想象，浑然不觉地走向“舒适的牢笼”，她们更非毫无波澜地接受了这一切，并乐在其中。事实上，只要你撕开主妇生活的一角，就可以看到她们在自我意义丧失时感受到的崩裂。
在马来西亚作家黎紫书的短篇小说《烟花季节》中，主妇笑津在嫁给丈夫前，就明白了自己终将会成为被预言的棋子，回到相夫教子的人伦之中；在台湾作家黄国峻的短篇小说《归宁》里，安妮在婚前就感受到与丈夫关系的不对等，觉得结婚仿佛是为了报仇宣泄；在日本作家斋藤茂男的《饱食穷民》里，奈美子在婚前就感受到未婚夫对女性的傲慢态度，并在新婚当夜一口气吃掉了两人份的料理，再通过呕吐排解内心的焦虑。
她们称不上勇敢，甚至有一丝懦弱，表面上她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拒绝这种生活方式的可能，但都选择蜷缩在悠闲的生活内，是“独立女性”避而不及的类型，但正是这些细微琐碎的细节，暴露了主妇生活幽微隐蔽的一面，以及现代女性割裂的生存状态。
被预言的棋子：“出走”前就预料到“回家的意愿”
作家如何描写中年女性的失落和缺乏突破生活的勇气？在黎紫书的小说集《此时此地》里，坐在冰室里的陌生男女互相打量，想象彼此的人生。男人觉得女人相貌平庸，原先的婴儿肥在时间的碾压下，“坐成了一座塌掉后套上几个旧轮胎的老沙发”。男人几乎可以想象出这个“长得像老姑婆”的女人，总是在反反复复瘦过身后反弹，有着“被肥胖纹淹没的皮肉”，穿“夜市场买来的容易脱色和失去弹性的廉价衣裙”。“你看看你”，在男人的注视下，女人的衰老和贫乏暴露得过于明显，以至于女人只慌乱地盯着杯子里的冰块，躲避男人的视线。
男人想要将这个天天与他在冰室里碰面的，“四十二岁还没嫁出去的女人”称为云英，想象她就是那个在凌晨三点拨通撒玛丽雅热线和自己说话的Winnie。这样的女人总是以这样的名字在深夜打电话，排遣内心的孤独。她们哭诉自己在中年时期被丈夫抛弃，或抱怨自己尚在叛逆期的儿子，或幻想一直搭载她的计程车司机有一天会向她求爱。虽然整个故事都以彼此的想象展开，但是名字和身份的不确定性，似乎也代表了日常生活中隐藏着很多像云英一样的女人。
黎紫书的另一篇小说《烟花季节》，则讲述了一个主妇“出走”的故事。笑津曾赴欧洲留学，有过一段美好但无疾而终的恋爱，回到马来西亚后嫁给了从事会计的丈夫，成为全职主妇，而她少年时代的情人安德鲁回国后成为议员。某一天，笑津在电视上看到安德鲁，想起了他提议举办的烟火大会，于是留下“想去看烟花，今晚不回来了”的字条，并故意制造手机落下的假象，以此逃避丈夫的追问。
《野菩萨》，[马来西亚]黎紫书著，新星出版社，2013年3月
就像是许多表面上“没有故事”的主妇一样，日常生活已经消磨了笑津主动讲述的欲望，因为“平常日子，终究无事可记，也不会有一出老套的电影等着她去演，等她在弥留时掏出一堆证物，向一个年轻女生诉说一段年轻时轰轰烈烈却不堪回首的情事。”如果不是女儿无意间的询问，她仍旧会守着秘密，独自在不断地被岁月淘汰的记忆里回忆，弥补日常生活中缺失的爱情。
当丈夫总是津津乐道地重复自己特地买了头等舱的机票陪妻子生产的往事时，笑津从不领情，因为她觉得爱靠的不是计算。乏善可陈的日常生活和缱绻潮湿的少女记忆相交叉，愈发突出中年婚姻生活的脆弱与不堪。夜晚情欲涌动，笑津会“耻于摇醒枕边的丈夫，便稍侧身，在自己与丈夫的身体之间拉开一道沟壑”，开始自慰，其间留心到窗外的口琴声，沉浸在旧时的回忆中，仿佛自己仍是年轻时的肉身，躺在海绵蛋糕一样松软的床上。
事实上，笑津对丈夫的疏离和隔阂，更像是对自己命运的不满。她就是被预言了的棋子那样，嫁给步步为营的早早规划好自己人生的丈夫。而“她早知道自己终将会回到这种人伦中，相夫教子，看似圆满无瑕。每年老同学聚会时，她分外感觉到大家都各自陷进了类似的人伦里，女同学们尤其如此，像套了一个看不见的枷，而她却看见了，圆形，美丽的图案；天地，黑白，阴阳两仪，看似圆融却无法逾越。”
令人唏嘘的是，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在觉醒前，并不明白自己只是丈夫的所属品，笑津却早就知道这样的命运，并明白彻底出走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宁愿退回自己安全的笼子。她的“出走”并非是再续前缘，更没有摆脱“棋子”身份的决心，如果说爱丽丝·门罗的《逃离》中，那个试图摆脱丈夫控制、想要靠出走获得独立又无功而返的主妇还有一丝天真的莽撞，笑津甚至已经“理智”地预料到自己“回家的意愿”，和“自己对这意愿的顺从”，因此她“便疑惑着这不像出走，而像一次无从说起的赴约”。
笑津所反复回忆的爱情，也只能是弥补得不到满足的婚姻生活的致幻剂，以此实现日常生活的短暂逃离。然而黎紫书依旧平静地写着笑津的“懦弱”和叛逆的限度，但这也抛出了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笑津渴望的生活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呢？
从“出走”到“回家”：主妇的劳动真的没有价值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