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系列的根本性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来党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从这次全会开始全面展开。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从这次全会揭开序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正式开辟。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光辉标志。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终于从严重的历史挫折中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新长征。这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的新的革命，是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的第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内外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同时，也出现若干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就是，一方面一些同志仍然受“左”倾思想的束缚，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政策表现出某种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方面社会上极少数人利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机会，打着“民主自由”、“解放思想”的旗号，散布怀疑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也有极少数人思想发生动摇，他们不但不承认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如果听任这两方面的倾向发展下去，必将造成思想混乱，影响刚刚形成的安定团结局面。

1979年3月，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指出:在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他强调，一方面要继续肃清“四人帮”散布的极左思潮的流毒，另一方面也要同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斗争。这篇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既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有力抵制，又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进一步阐述。从此，四项基本原则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一起，构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本内容。

根据邓小平的讲话，各地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同时，从部队到地方，进行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进一步推动解放思想，破除僵化，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正确贯彻。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三、经济调整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鉴于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和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现象的出现，党中央于1979年4月召开工作会议，制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实际上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也是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在走过不少弯路、吃了不少苦头之后，党对于搞建设必须适合中国国情有了较深切的体验。邓小平指出:“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认为，要使中国现代化，至少有两个主要特点是要注意的。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陈云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这样分析我国国情: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要认清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党在调整中坚决纠正前些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并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前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

经济调整首先是加强农业，理顺农业与工业的关系。根据党中央建议，国务院颁布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不许征购过头粮、缩小工农业产品差价等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的政策。这些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也为进行农村体制改革敞开了大门。在其他方面的调整中，党中央针对“左”的思想阻力和急于求成的习惯心理，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通过经济调整，从1981年起，主要经济比例关系逐渐趋于合理，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滞后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

这次调整，除理顺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外，更着重于纠正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全党对“左”的指导思想和经济体制中的弊端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国务院提出新的经济发展方针，要求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一套老的做法，从我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这是经济领域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

在调整经济的同时，农村和企业的改革也迈出步伐。

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成功。这看起来似乎是多少带些偶然因素的事情，实际上却是二十多年来农村生产力一直要求突破“左”的农村政策的结果。在“左”倾错误影响下，我国农村的落后面貌长期没有大的改变。为了能够解决吃粮的基本需要，农民群众曾在1957年、1959年、1962年实行过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生产组织形式。由于当时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致使这种自发的形式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压制，屡起屡落。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以万里为第一书记的中共安徽省委作出把土地借给农民耕种，不向农民征统购粮的决策。这一决策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战胜了特大旱灾，还引发出一些农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行动。几乎与此同时，四川省不少地方的农民也实行包产到组。在安徽、四川的影响下，其他一些地方也开始实行农村联产责任制。1980年，四川省广汉县的一个公社挂出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