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国营企业改变统收统支的经营方式，生产经营自主权进一步扩大。到1987年，全国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国营企业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企业内部，也进行以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增强了企业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

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贯彻执行，比较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有了很大改变。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继续加强；集体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和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国家的扶持和引导下，取得引人注目的发展。到1987年，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几乎为零上升到5.6%。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等各行业从业人员由15万增加到569万。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化，为发展经济、方便人民生活和安置就业起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农村改革继续深入。从1985年起，国家决定对粮食、棉花等少数重要农产品实行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合同收购以外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协议价格卖给国家；其余多数农副产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国家不再下达指令性计划。这就形成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并行的“双轨制”，改变了实行三十多年的统购派购制度，把农村经济逐步纳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轨道，促使传统农业进一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提上日程。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5月又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明确了任务和方向。全面改革的开展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等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高技术的建议(后称“八六三计划”)。邓小平等领导人很快作出批示。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发展高技术的“八六三计划”，我国的科技事业得到极大推动。八十年代中后期，每秒一亿次的“银河”计算机系统、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离子加速器、同步辐射实验室、运载火箭发射卫星等一批高科技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教育事业也在改革中得到全面发展。根据邓小平1983年10月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教育改革主要是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改革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努力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为此，教育事业经费逐年提高，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6.79%上升到1986年的12.12%。全国开始有计划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在青壮年中基本扫除文盲，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也得到很大发展，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不断涌现出来。

根据党的十二大的决定，从1983年10月到1987年5月，分期分批进行了全面整党。经过这次整党，初步改变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的状况，同时也积累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推动了新时期党的建设。

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邓小平一再提醒全党: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警惕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同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越是改革开放，越要注意防止消极腐败现象的滋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增选了一批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邓小平在会上指出，新老干部都要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防止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并强调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决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方针和根本任务，强调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根据邓小平一系列讲话和党中央的决议，全党在努力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逐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广泛开展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促进各项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提倡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在执行“两个文明一起抓”方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一贯的情况。胡耀邦积极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但未能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给予应有的重视。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批评了胡耀邦的上述失误。会议批准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同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了这项决定。

全面改革和党的领导的加强，推动了经济建设。1985年底，“六五”计划全面和超额完成。五年间，国民生产总值从4470亿元增加到856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0%，超过原计划每年增长4—5%的速度；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从227元提高到406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提高8.7%，大大超过1953—1980年二十八年间平均每年提高2.6%的幅度。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过去长期感到困扰的一些经济问题得到较好解决，为“七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和对外关系的调整

    在全面推进城乡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逐步形成由沿海地区向内地滚动的格局。根据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在外交政策方面也进行调整，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个经济特区创建后，经受各种考验，取得显著成就，为进一步扩大开放积累了经验。1984年1月24日至2月15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和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先后题词肯定了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和特区建设的成就。他提出:特区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这就进一步明确了特区建设的指导思想。这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再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步伐。从1985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这些地区为外商投资者提供优惠，充分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本地的优势，兴办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扩大对外贸易，加速经济发展。这样，沿海地区形成了包括约二亿人口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并进而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其中，走在前面的仍是经济特区。截至1989年底，五个经济特区实际利用外资41亿美元，占全国1/4以上；外贸出口达38.5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近1/10；工业总产值接近300亿元，是中国经济实力增长最快的地区。沿海地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过艰苦创业，逐步发展壮大，工业产值从1986年的3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42亿元。天津、大连等几个较大工业城市的新增工业产值，几乎一半是由开发区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