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弄到德国的导弹技术前，美国的导弹技术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 德国是导弹技术的发源地。 二次大战中，德国的V-1和V-2导弹是世界最早的导弹。 二次大战中盟军也知道德国的导弹厉害，但一直搞不到其秘密。 盟军占领了德国的导弹研制中心和发射场后，立即封锁了所有资料，扣押了所有参与研发的人员。 二战一结束，美国陆军立即派遣了当时他们最厉害的两个火箭顾问到德国去挖掘导弹秘密。 这两个人一位就是钱学森，另一位就是他的导师卡门。 钱学森仔细研究了纳粹德国的火箭和导弹生产设施和设备，查阅了他们的大量资料。 最重要的是，钱学森亲自审问和询问了人类导弹之父冯. 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和另一位德国空气动力学家鲁道夫.赫曼（Rudolph Hermann）。钱学森从纳粹的导弹专家口中了解到了当时世界最为顶尖的导弹技术。

钱学森被派往德国考察纳粹德国的火箭、导弹技术时，发现了纳粹德国从未来得及运用的一些技术。 其中之一就是一种由火箭做驱动引擎的高速轰炸机。 当时喷气式飞机还没有造出来，所以使用火箭发动机可以说是最先进的。 这个计划的名称是“Silbervogel”，也就是银鸟的意思。当时德国这种轰炸机尚未进入试飞阶段。 钱学森凭他敏锐的直觉，看到了这个构思的巨大潜力，也看到了德国没有把这个轰炸机搞成功的原因。 在他回到美国后，不久就开始设计一种由火箭驱动的，能多次使用的洲际太空飞机。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 钱学森由于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吊销了机密工作许可。

1957年，美国空军的研究人员开始在若干年前钱学森的基础上搞了一个X-20 Dyna-Soar ("Dynamic Soarer")项目。 这项研究倒是有好几次试飞。 不过由于几个瓶颈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就没有再继续下去。 但是这项研究却为后来的航天飞机奠定了基础和积累了经验。 有了这些基础和经验，后来研制航天飞机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所以，要说美国的航天飞机就不能不说X-20 Dyna-Soar项目。 你到休斯顿宇航中心展览馆去参观航天飞机的历史，那上面就有说这个过程。 而X-20 Dyna-Soar 项目又是在钱学森奠定的基础上发展的。 是钱学森把一项几乎被埋没在历史的垃圾堆中的纳粹技术发掘出来并发扬光大。 美国人至今没有忘记这个。 美国宇航局（NASA）的文件中多将钱学森称为 H. S. Tsien (Tsien Hsue-shen 的缩写)。

正是由于钱学森的杰出工作，美国才得以很快制造出自己的导弹。 也正是由于钱学森接触到如此顶尖的技术，他的回国路才十分坎坷。

根据已故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采访，麻省理工的学子曾对他佩服不已。有一回，钱学森正在黑板上解一道十分冗长的算式，有个学生问了另一个与此题目无关、但也十分困难的问题，钱学森起初不予理会，继续在四个十英尺长、四英尺宽的黑板上，写满了算式。“光是能在脑袋中装进那么多东西，就已经够惊人了，”一位叫做哈维格的学生回忆，“但是更令我们惊叹的是，他转过身来，把另一个复杂问题的答案同时也解答出来！他怎么能够一边在黑板上计算一个冗长算式，而同时又解决另一同样繁复的问题，真是令我大惑不解！”

天才绝对来于勤奋。钱学森在加州理工的一位犹太籍的校友回忆：“有天一大早——是个假日，感恩节或圣诞节——我在学校赶功课，以为全幢建筑物里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把留声机开得特别响，还记得我听的是有个特别响亮的高潮的《时辰之舞》。乐曲高潮到一半时，有人猛力敲我的墻壁。原来我打扰到钱学森了。我这才知道中国学生比犹太学生更用功。后来他送我几份他写的关于近音速可压缩流体压力校正公式的最新论文，算是对于曾经向我大吼大叫聊表歉意。”钱学森在麻省理工的一位学生麦克则回忆：钱学森教学很认真，全心全意放在课程上。他希望学生也付出相同的热忱学习，如果他们表现不如预期，他就会大发雷霆。有一次，他要求麦克做一些有关扇叶涡轮引擎的计算，麦克说：“我算了好一阵子，但到了午餐时间，我就吃饭去了。回来的时候，他就在发脾气。他说：‘你这是什么样的科学家，算到一半竟敢跑去吃中饭！’”

在张纯如的笔下，钱学森有着十分粗犷而任性的硬汉形象。譬如说，上世纪40年代初，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为一批攻读硕士学位的军官上课。他当年的学生们回忆，他上课总要迟到几分钟，正当大家猜测他今天会否缺席时，他快速冲进教室，二话不说，抓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开了，直到用细小而工整的字迹，填满所有的黑板为止。有次，一个学生举手说：“第二面黑板上的第三个方程式，我看不懂。”钱学森不予理睬。另一个学生忍不住发问：“怎么样，你不回答他的问题吗？”钱学森硬邦邦地说：“他只是在叙述一个事实，不是提出问题。”又有一次，一个学生问钱学森：“你刚提出的问题是否万无一失？”钱学森冷冷地瞪了他一眼，说：“只有笨蛋才需要万无一失的方法。”钱学森教学，没有小考、大考，也不布置家庭作业。课后，学生们只能绞尽脑汁地温习课堂笔记，那都是纯数学，一个方程式接一个方程式。期末考试，钱学森出的题目极难极难，全班差不多都吃了零蛋。学生有意见，找上级的教授告状。钱学森对此回答:“我又不是教幼儿园！这是研究所！”

数年后，钱学森转到麻省理工学院，为航空系的研究生开课。在那儿，学生们的回忆同样充满恐怖色彩。诸如：“人人知道他是个自我中心的独行客。”“他在社交场合总显得惴惴不安，学生觉得他冷漠高傲。”“他总是独来独往——不搭理人，学生都不喜欢他。”“他非常冷淡，没有感情。”“他是我见过的最难以亲近而惹人讨厌的教授。他好像刻意要把课程教得索然无味，让学生提不起兴趣似的。他是个谜。我既不了解他，也没兴趣去了解。”“钱教授作为一个老师，是个暴君。”“大多数学生不了解他，甚至怕他。我知道起码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学生，是被他整得流着眼泪离校的。”

还有更加不近人情的描述：钱学森在校园中是个神秘人物。除了上课，教师和学生都只偶尔在古根海姆大楼跟他擦肩而过。他总是把自己关在研究室里，学生跑去请教问题，他随便一句“看来没问题嘛”，就把他们打发走。有时他完全封闭自己，不论谁去敲门，哪怕是事先约好的，他也会大吼一声：“滚开！” 以上细节，恐怕都是真实的，因为张纯如写的是传记，不是小说，她经过扎扎实实的采访，所举的事例都出于当事者的回忆。但这样的细节，很难出自我们记者的笔下，不信你去翻看有关钱学森的报道，类似的描述，保证一句也没有。多年来，我们的思维已形成了一种定势，表现科学家、出类拔萃的大师，照例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循循善诱等等。千人一面，千篇一律，苍白得可怕，也枯燥得可怕。

钱学森：今生绝不再去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