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力反腐维护人民利益。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55年，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十八大以来，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建立了以党章为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依法组建，各级纪委监委合署办公，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实行监督全覆盖。从2012年12月至2019年6月，中央纪委立案审查中管干部389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155人。坚决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深入推进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开展民生领域专项整治，深挖涉黑腐败和黑恶势力“保护伞”，坚决清除包庇、纵容黑恶势力的腐败分子。

七、全面参与全球人权治理

中国在大力推进自身人权事业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认真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广泛开展国际人权合作，积极为全球人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实际行动推进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积极参与国际人权事业。中国在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派团参与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历届会议，并积极参加有关人权议题的审议。自1979年起，中国连续3年作为观察员出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1981年，中国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组织会议上当选为人权委员会成员国。自1982年起，中国正式担任人权委员会成员国并一直连选连任。2006年人权理事会成立以来，中国已四度当选理事会成员。中国推荐的多名专家担任联合国经社文权利委员会、禁止酷刑委员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等多个多边人权机构或专门委员会的委员。

中国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及其办公室保持建设性接触，先后8次接待人权高专访华，多次邀请高专办官员来华交流访问。近年来，中国与人权高专办两次签署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内容涵盖司法改革、警察与人权、人权教育、执行人权条约等领域，并与人权高专办多次共同举办国际人权会议。自1994年至今，中国先后邀请宗教信仰自由特别报告员、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教育权特别报告员、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粮食权特别报告员、消除对妇女歧视问题工作组、外债对人权影响问题独立专家、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等8个特别机制10次访华。中国认真对待人权理事会特别机制来函，在认真调查的基础上及时予以答复。

切实遵守国际人权义务。中国先后批准或加入了26项国际人权文书，其中包括《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等6项联合国核心人权条约。中国严格遵守条约规定，认真履行条约义务，注重将国内的立法、修法和政策制定等与条约规定相衔接，及时提交履约报告，全面反映中国在履约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及遇到的问题。中国认真参加各条约机构对中国履约情况的审议，截至2019年3月，中国已向各条约机构提交履约报告27次，总计43期，接受审议26次。中国注重与相关人权条约机构开展建设性对话，结合国情积极采纳建议。自2009年以来，中国三次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并顺利通过核可，中国对各国所提建议均给予认真、负责任的反馈。绝大多数国家肯定中国人权发展成就和中国对世界人权事业所作的贡献。

着力推动国际人权规则和机制发展。中国参加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等重要人权文件的制定工作组会议，为这些规则的起草、修改和完善作出重要贡献。中国作为主要推动者之一，参与了《发展权利宣言》的起草工作，积极推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就实现发展权问题进行全球磋商，致力于推动构建发展权实施机制。中国积极参与劳工保护、人道主义等领域国际规则制定。中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首批缔约方之一，全程参与并有效推动气候变化多边进程，为推动达成《巴黎协定》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积极推动联合国人权机构改革，在设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使国际人权机制变得更加公正客观透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联合发展中国家一道，推动人权理事会以公正客观、非选择性、普遍性等方式审议人权问题。中国支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设立安全饮用水、文化权、残疾人权利等专题性特别机制；倡导召开关于粮食安全、国际金融机制等的特别会议，积极推动完善国际人权机制。中国支持对人权条约机构进行必要改革，促进条约机构与缔约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话与合作。

倡导开展国际人权交流合作。中国高度重视开展人权领域对外交流交往与合作，致力于在相互尊重、开放包容、交流互鉴基础上开展建设性人权对话和人权磋商。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陆续与20多个国家建立人权对话或磋商机制，同美国、欧盟、英国、德国、瑞士、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国家或国际组织进行人权对话，同俄罗斯、埃及、南非、巴西、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白俄罗斯、古巴、非盟等开展人权磋商。自1996年以来，与澳大利亚、瑞士长期开展人权技术合作。中国人权研究会等人权领域非政府组织组团赴亚洲、北美、南美、欧洲、大洋洲、非洲的数十个国家交流访问，并邀请多国人权领域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访华，增进了理解与互信。近年来，中国多次举办国际人权研讨会，“亚欧非正式人权研讨会”“北京人权论坛”“纪念《发展权利宣言》通过30周年国际研讨会”“南南人权论坛”“中欧人权研讨会”“国际人权文博会”“中美司法与人权研讨会”“中德人权研讨会”，拓展了国际人权交流合作的朋友圈，增进了在人权问题上与各国的相互了解。

积极引导国际人权治理变革。中国不仅注重自身人权事业的提升，也始终重视引导全球人权治理体系变革。1954年，中国与印度、缅甸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对国家独立的认可，尊重了相关国家和人民的自主权。1955年，在中国推动下，万隆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将“尊重基本人权”写入和平共处十项原则的第一条。万隆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不结盟运动把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原则。1970年和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有关宣言接受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0多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渐走出亚洲走向世界，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也为国际人权治理提供了重要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