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许纪霖，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1980年代以来，许纪霖先生持续关注学界前沿和文化热点，撰写大量观点独特的文章。出版有《无穷的困惑》(1988)、《智者的尊严》(1992)、 《中国现代化史》(主编)(1995)、《寻求意义》1997)、《许纪霖自选集》(1998)、《另一种启蒙》(1999)、《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编选)(2001)、《中国知识分子十论》(2003)等著作。

　　主题简介：

　　三十年前恢复的高考制度，曾经在历史上起到解放知识、解放人才的作用，如今这一精英选拔制度愈来愈趋于应试化，暴露出众多弊端。许纪霖教授将通过比较不同的招生模式为您作详细的分析，并进一步反思高考制度中日益严重的状元崇拜和清华、北大热等反常现象。

　　【主持人：】各位市民朋友，各位南方都市报的读者朋友，各位天涯网的网友，我是南方都市报评论版的作者之一“三季稻”，今天非常有幸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教授作为我们的主讲嘉宾。多年以前有这样一本书“十字街头与塔”，这是一本研究中国现代主义思潮的著作，十字街头与塔有自己隐喻的含义，一个专业的知识分子既要在象牙塔里专心经营自己的学术，同时也要对火热的社会生活保持必要的敏感度和接触，并且及时的发出自己的声音，两者之间保持平衡，许老师就是这么做的。

　　许老师专业研究方向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可以说许老师通过自己大量的个案研究，通过自己的工作，刷新了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且在很多方面可以说具有启迪意义的成果。除此之外，对诸多的社会问题方面，特别是教育问题方面，许老师也发表了自己中肯的有意义的建议。今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大家提出了很多问题，比如应试教育问题，现在香港大学也在国内与大陆高校竞争生源，许多在大陆优秀的高考状元并没有进入他们的选择中，为什么我们讨论很多年的应试教育的恶果还存在呢？还有我们这么多年高考录取工作中存在的地区不均衡和公平性的问题，很多人北大和清华现在已经成为地方性的院校，在许老师看来，他把它称之为迫不得已的荒谬，既然是这样，为什么高考制度还要保留呢？

　　我看到今天来了很多青年朋友，一个年轻人从高中生活进入大学生活，大学生涯应该如何渡过？许老师在他的书中，认为一个人关键健全的人格是在大学里形成的，应该保持青春的东西，我认为今天的讲座，许老师也可以给我们提供这个方面的经验之谈。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许多问题，比如说高校教育管理的问题、高校过度行政化的问题，硕士生和博士生考试培养的问题，许老师作为一个博士生导师，在甘德怀报考事件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对比两种不同的博士生培养制度，许老师提出了自己的有别于媒体的看法。

　　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许老师。大家欢迎。

　　【许纪霖：】各位广州的朋友们，早上好！

　　我已经记不清楚是第几次来广州来做演讲，但是以前大部分都是在中山大学，面对是我的同行或者是我的学生，讲的都是一些带有公共性的学术专业题目。我很感谢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南方都市报的朋友们，给我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到非常著名的公众论坛来和各位朋友直接的见面，来谈一谈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题目，就是关于高考的问题。

　　三十年前，九月，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正在从重庆到上海的船上，当船经过三峡的时候，船上的广播突然报考了一个消息，说从1977年开始将恢复高考。那时我是一个知青，正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农场，是一个农场的工人。很多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那时如果在农村的话，你不知道你未来的前途是怎样的，虽然你有很多知识、有很多理想，但是你不知道命运以后会怎样安排你，你是在被命运安排着。这个消息出来以后，突然我的面前出现了一道曙光，我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在这个新的时代开始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感觉就象是我坐的船一样，轻舟已过万重山，接下来就是一片开阔的水面。

　　果然，在几个月以后，我通过高考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这样一个个人的经历，实际上不是我个人的，是当年，参加高考，文革之后第一届高考几万考生共同的经历，现在已经过去三十年了，各个媒体都在做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报道，讲出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实际上命运是相同的，那一年拜邓小平之福，整个我们个人改变了命运、国家改变了命运。

　　今天我就想从高考恢复三十年起讲，高考发展到今天所遇到的一些新问题，我们怎么来看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今天依然在纠缠着我们，让我们找不到一个完美的答案。总得来说，我个人的看法，高考恢复三十年，可以分为前15年和后15年。

　　前15年，大致上高考起到了一个解放的作用，它正面的作用更大。为什么说是解放的作用呢？大家都知道，在高考恢复之前文革，高考不是知识取人，是所谓又红又专的标准，当然红更重要，就是你的立场是否坚定、你的出身是否好，是这样一个革命的标准。但是邓小平他要拨乱反正，他敏锐的意识到中国当时要搞现代化，最重要的动力在哪里？不再是过去毛泽东时代乌托邦的理想，而是需要新的动力，这个动力就是知识，特别是现代化的知识。所以他果断的当时拍板，在恢复高考作为一个社会改革的突破口来带动整个社会由乱到治，当时叫拨乱反正。这个改变，我们知道高考这个制度不仅仅是简单的人才选拔制度，更重要的是它是规范整个社会发展取向的社会制度安排，它取的不仅仅是大学人才，更重要的是社会精英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拔。这个改变是非常重要的。

　　在整个二十世纪里，我认为在人才精英选拔方面有两个事件可以说改变了历史。一个事件是1905年的科举制度的废除，第二个就是1977年恢复高考。为什么说这两个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标志性呢？第一个事件科举1905年废除之后，整个社会精英开始不再往官府流动，开始流到社会上，精英社会化，社会化之后，过去精英只有一条路，通过科举做官，05年之后各个精英流动到社会上，他们可以经商、可以从军，比如说做记者等等，精英开始多元化。

　　差不多两年之前，科举废除一百周年时，当时我说过一句话，“没有05何来11”。就是说假如没有科举废除的话，很有可能没有辛亥革命这一回事。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摧枯拉朽一下子清朝就垮了，这当中新军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军队不再站在朝廷这边。为什么新军倒戈？因为新军当中年轻的军官们，这一批人科举没有废除之前，他们可能继续还是往做官的路上发展，科举废除之后，相当的一批精英，有新思想的精英开始去从军。不要说别人，当初连周作人年轻的时候都到南京的水司学堂读过书，所以他说自己年轻时还做过海军。这批精英当时已经跟朝廷分离，带着满脑子的新思想，他们成为军队中的中坚。这批人和朝廷产生疏离感，之后精英跟朝廷分离了。在一个非民主社会里，百姓态度的取向不重要，因为一个非民主社会里，精英的取向、立场是最重要的，一旦朝廷和精英发生了分离，那这个政治的统治、政治的危机迟早会发生。这是一个大事件，1905年科举废除，产生一个革命，之后使得中国长期的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