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费城世博会人头攒动的现场，第二次工业革命就这样有如朝日，喷薄而出，它预示着标准化制造、电气技术、化学与生物科技应用，以及大型垄断资本企业时代的到来。“这次工业革命最大的贡献者无疑是美国，制造可以互换的标准零部件，以及用最少的劳动力通过流水线将其装配完成，是它的独特发明。”斯塔里夫阿诺斯在《全球分裂》中这样说。1880年，美国几大铁路公司一致规定，所有铁轨间距为4英寸8分半，统一车厢连接器规格，以便不同公司之间的车头与车厢可以随意连接，并把全美划分为4个时区，便于精确调度运输。在费城博览会上，有一位并不起眼，身份为工厂主的参观者弗雷德里克泰勒。他之所以被后世尊称为“工业科学管理之父”，是因为他经过5000次以上的试验，将金属轧制工序分解为最小单位，然后用秒表计算出工人完成每道工序的最快和最慢时长，由此设计出标准工作定额计算法，并以此来厘定工人报酬。

　　运输与标准化生产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增强了廉价的美国商品在欧洲的竞争力：1900年，每吨货物的每英里运价仅为0.86美分，远低于英国的3.2美分、法国的2.2美分与德国的1.64美分。在这种情况下，1蒲式耳小麦从芝加哥输送到伦敦的费用从1870年的40美分跌到了1900年的10美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工业制成品上，美国钢铁工业巨擘安德鲁卡内基曾于1900年夸耀说：“从苏比利尔湖开采两磅含铁矿石，运往900英里以外的匹兹堡，开采1.5磅煤，炼成焦炭，再在弗吉尼亚州开采少量的锰矿石，用4磅原材料生产出1磅钢，而用户只需花1角钱就能买到。”面对雪崩一样涌入的美国粮食、肉类、钢铁和农业机械，导致欧洲不得不以越来越多的直接投资来补偿巨大的美国贸易逆差。

　　化学与生物科技的迅速运用，同样是新兴国家超越传统工业强国的法宝。德国拜尔和霍克斯特两家公司几乎生产了全球80%的工业染料。1862年伦敦国际工业和艺术品博览会上，能将低质铁矿砂便捷冶炼成优质钢材的贝塞麦酸性转炉炼钢法首次亮相。仅仅6年后，就有超过70座贝塞麦酸性转炉在欧洲投入使用——其中大部分在德国。后继的西门子—马丁炼钢法更加剧了这种先进技术带来的不平等：1914年，德国的钢铁产量达到1760万吨，是英、法、俄三国的总和。在英国一贯占据优势的煤炭工业方面，新技术也加强了德国的地位：1879年，维尔纳西门子发明了电动旋转钻机，1875年全德石煤产量为3743.6万吨，1880年则飙升至4697.4万吨。德国优越的化工研究体系又迅速研发出各种煤炭工业副产品，从焦炭到瓦斯，以及能够提取出糖精、香料、炸药等原料的煤焦油，使资源有限性再也不能成为制约某个工业化国家发展的瓶颈。到了20世纪初，德国已经在光学仪器和化工产业方面居于欧洲的支配地位：共有14.2万工人为西门子和德国通用电气公司工作。至于新兴的电气工业领域，德国更是无人匹敌——1875至1895年之间，德国电气工业从业者从1.5万人上升至2.7万人。1890年，电气技师奥斯卡冯米勒与艾米尔拉特瑙创立了德国通用电气公司（AEG）。次年，在法兰克福世界电气博览会上，两人一同宣布，公司架设了从劳芬至法兰克福179公里的输电线，创造了当时世界最远距离输电纪录。世界工业生产额在1860年至1913年之间增长了6倍，而英国和法国的增长额分别只有2倍和3倍，德国则增长了11倍。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德国深厚的基础教育与科研体制，二次工业革命几乎不可想象。1896年，德国工业企业中科技研究人员与工人比例达到1比40，凌驾于美国的1比170之上，位居世界第一。著名经济史学家卡洛M.奇波拉评价说：“正是德国人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对科学的偏爱，造就了德国工业和教育的奇迹。”与之相对应的是，雇用大批劳动力和技术科研人员的大型工厂和工业研究实验室所需的巨额投资消灭了大多数中小企业：从1880到1930年，全美钢铁公司的数量，从735家下降到16家，然而产量却增加了400%以上。

　　随着工业技术不断地制造着各种叹为观止的奇迹，世博会的主题也从“展示今天的成就”，开始雄心勃勃地变为对未来的预测。1939年4月30日，以“明天新世界”为主题的纽约世博会召开。仅仅距离戈特里布戴姆勒博士在巴黎世博会展示第一辆汽车之后40年，通用汽车公司就精心布置了一座名为“未来梦想”的展馆，设计者就是曾担任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舞台设计师而蜚声全美的诺曼贝尔格迪斯。它的主旨在于勾勒1960年的世界面貌——以汽车、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楼构筑的超级都市：观众们驾驶着未来主义风格十足的流线型双人汽车，头上戴着听筒，沿着纵横交错的微型高速公路，在摩天大楼模型的顶部或下方通过。“一个国家的高速公路决定其文明的发展速度。”解说词里这样说。对于某些参观者来说，这样的景象既让人敬畏，又让人有些惴惴不安。“越过皇后区的烟囱群，透过乳化香波和美孚石油的广告牌，行走在布利斯大街、亨氏和比奇纳特公司，突然间，你看到人类未来的最原始模拟。”E.B.怀特在《纽约客》杂志中写道，“当夜幕降临时，你靠在座驾的软椅靠垫上，你在移动，而整个世界仿佛静止，倾听来自它深处电动设备的嗡嗡声。那声音告诉你生活会更好——仅仅依赖汽车轮胎就行。一种甜腻腻的毒汁侵入了你的血液，人类能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无休止地行驶，驶向完美无缺的未来标准城市。”

　　硬币的这一面是繁荣与强大，另一面却是贫穷与凋敝。经过二次工业革命，第一次使高效率的全球分工成为可能，欧洲与美国的农业劳动人口在各国人口总比例中都降到了40%以下。马来亚的锡，印度的黄麻，刚果的铜，西非的棕榈油，都用于欧洲的工业。然而，正如传统欧美工业强国从二次工业化中获益不同的情形类似，第三世界越发陷入了依附性地位，全球经济“中心—外围”体系基本建成：在德国化工业全面普及了合成硝制与人造橡胶制造技术后，对智利和巴西等严重依靠这些自然资源出口的国家无疑是一场灾难。另外，西方工业国家强加于第三世界的不平等贸易规则，也打破了它们尾随进入工业时代的梦想：1757年，印度手工纺织业中心达卡还是“像伦敦一样地广人稠、物产丰富的都市”，到了1860年，人口已经从15万锐减至3万，杂草丛生，乞丐横行，饱受疟疾和其他流行病之苦。其原因在于英国对由印度进口的手工棉织品征收70%至80%的高额关税，然而英国出口的纺织品却只需对印度缴纳大约2%的关税，进口总额从1814年的5万卢比上升至1890年的3000万卢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