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义这场衰落的原因和影响？美国对外关系研究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乔治城大学教授查尔斯库普乾曾在《美国时代的终结》中争辩说，全球化的新奇以及其迅速变换的特性，甚至使最好的经济模型和管理技术在开始实施后不久就变得过时了。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深刻证明，正是因为美国孜孜以求所建立的全球经济有效输送管道，（危机）才扩散得如此广泛迅速。

　　与以往一样，每次全新的工业革命都无情地将那些无法及时调整自身的经济体甩在身后。早在1990年，日本通产省就判定，未来20年发展最快的行业名单是微电子、生物技术、新材料科学与通信。然而进入新世纪后，美国发现在这些领域中自己无一例外地落后了。2007年，在美国高新技术专利申请排行榜前25位的公司中，只有7家来自本土，其他则被日本、印度、中国和欧洲国家瓜分。技术研发和设计通常占据了日本企业开支的6%以上，而美国企业在这个项目上的开支只有1%。甚至硅谷这个美国引以为傲的新技术摇篮如今也成了美国“创新者综合征”的病灶：最流行的就是“退出战略”——创始人匆忙地将创业公司上市，出手套现，而拒绝长期经营或研发。“美国针对电子工程和AI基础技术的投资和研究力度明显减弱。”前Cisco公司首席技术官朱迪艾斯特林近日抱怨，“（硅谷）每个人把眼光投向那些能够短期快速获利的东西，Youtube和Facebook确实改变了我们交往和联系的方式，然而它们在技术上的影响远远赶不上当年的英特尔、苹果和IBM。”Facebook在上线一年后，就获得了AccelPartners一笔127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华尔街分析人士预计，Facebook将在2010年实现IPO，市值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硅谷传统技术英雄、曾设计出第一台台式电脑GridPad和第一部掌上电脑PalmPilot的杰夫霍金斯创立的Numenta公司，却很难打动风险投资公司为自己研发的神经元演算法电脑投入一分钱，迄今为止还在依靠霍金斯本人的投入维持运行。

　　相对于投资，一些看不见的因素同样在重塑全球经济分布的外貌。亚洲研究专家道格拉斯麦克格雷在鼎鼎大名的《外交政策》杂志上借用了由哈佛大学前校长、著名社会学家约瑟夫耐创造的名词“国民酷总值”(GNC)，这个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影响世界消费需求与文化形态的“软”指数来形容日本在这个新产业领域的绝对优势。“无论是工业设计、漫画，还是时尚，美国传统经济分析媒体从来不把它当作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硬指标。”麦克格雷写道，“但日本将这个改造成了一个经济上的哥兹拉。”自1992年以来，日本文化产业出口额已经增长了300%，在2004年几乎达到了125亿美元，担负起了日本10%的GDP，相比之下，日本制造业出口不过增长了20%。

　　有鉴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引以为傲的政治—经济综合体同时面临危机。它大而僵化的组成单元无法同时应对此起彼伏的挑战和变化。在许多津津乐道于预言的未来派研究者眼里，这些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降临所发出的讯号，然而它将以何种方式改变我们的生活？迄今为止只有一些模糊的线索。美国《商业周刊》记者杰夫贾维斯在一篇名为《谷歌能否拯救底特律》的报道中提出，鉴于资本、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源都能实现全球性的快速流动，那么类似谷歌Chrome浏览器那样的开放源代码运动，同样适用于工业制造领域。相比之下，加拿大著名独立记者、科幻小说作家、解放知识产权运动的积极倡导者科瑞多克特洛（Cory Doctorow）则走得更远，他在最新著作《制造者》中争辩说：“通用汽车、通用电气这样的名字将在第四波工业革命中变成遭遇冰期的恐龙，而云计算和技术共享将造就无数个创新实验室类型的小企业。”

　　听起来虚无缥缈是不是？近日，位于马萨诸塞州维尔海姆，首家投入批量生产的开放源代码汽车制造公司，注册资本仅有700万美元的Local Motors，宣布将在6月上市自己的首款产品，售价5万美元的Rally Fighter。生产任务完全由一家组件汽车公司Five Racing完成，既解决了组件汽车制造商长期陷于知识产权官司的难题，Local Motors也不用耗费巨资建立自己的生产流水线。“工业设计的门槛已经大大降低，人人都可以配备3D设计软件和电脑工作站，一款新车从设计原图到投入市场，只需要18个月的时间。”公司创始人、同时拥有哈佛大学MBA学历和海军陆战队退伍上尉身份的杰罗杰斯说，“既然只有不到30%的汽车工业专业学生能够在跨国汽车大公司里谋得职位，那为什么不利用这个近乎免费的人力池，引发一场汽车制造的革命？”在Rally Fighter的设计过程中，大约有500名工业设计和汽车爱好者通过Local Motors的网站贡献了自己的意见和灵感，最终设计方案来自帕萨迪纳艺术设计学院的一名30岁的韩国留学生。

　　少数个人化公司是否能够打败庞大的跨国企业？这一点似乎在军事领域能够做到。美国海军学院教授、兰德公司成员约翰阿圭拉，形象地将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遭遇的全新战争模式命名为“网际战争”。“迄今为止，美国整体战争机器仍然是第一次海湾战争时代鲍威尔‘压倒性力量投入’和‘后冷战’初期威慑战略的结合物，尽管有无人机、灵巧炸弹与全球计算机网络系统的支持，也无法应对当下这种低烈度的同时性冲突。”阿圭拉说。他一针见血地提出了“网际战争”的三原则：数量众多的小型单元胜过数量稀少的大型单元；搜索重于包围歼灭；“蜂群”式多点同时骚扰袭击，能够使对手的反应能力出现“过载”，进而出现停顿和崩溃。

　　确实，在极为强调技术创新性的领域中，“蜂群”已经取得最初的胜利。2009年7月，互联网大亨埃隆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制造的猎鹰1号火箭，成功地将一颗马来西亚气象观测卫星送入低轨道，而太空探索科技公司为谷歌“登月X大奖”诸多参赛小组设计的“猎鹰9号”火箭，也在今年1月于莫哈维沙漠进行了两次成功的试射。马斯克当初“要做航天领域中的Google或丰田汽车，廉价、可靠、机动灵活”的叫嚣现在听起来并非虚言。在最近10年中，全球太空发射次数上升到了900次，几乎比前一个10年期翻了一番，增长大部分来自私人企业。半个世纪以来，将一磅物质送入近地轨道的费用始终是1万美元左右，根据预测，在私人太空探索企业的操作下，这个数字在未来10年内就会降低大约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