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斯塔里夫阿诺斯的统计：在1750年，欧洲和第三世界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相差还不太远，可是到了1900年，后者只是前者的1/18（2%比35%），只是联合王国的1/50（2%比100%）。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先行者”，开始通过输入工业化的方式，探索防御性现代化的新路——诸如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和中国的洋务运动，然而除了日本通过“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在远东获得了与西方列强平等的地位外，其他的第三世界早期工业化尝试无一例外地失败了——直到50年代，列强在第二次大战中筋疲力尽，第三世界传统的乡土政治体系被成熟的饱受西方熏陶的现代化精英动员组织完全取代，工业化才第一次成为他们现实的可接受的未来发展之路。

原子塔

　　布鲁塞尔与诺克斯维尔—— 饥荒、新能源与冷战

　　1958年，因“二战”而停止了18年的世博会再度于布鲁塞尔召开，宣布欧洲和世界已经彻底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然而，整个欧洲已经被“冷战”造就的“铁幕”一分为二的现状，使得世博会自此开始，确立了一种延续将近30年的全新基调：两个超级大国用军备竞赛的劲头来布置自己的大型展馆和展品，以期待令对手望而生畏。苏联展出了它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由高尔基汽车制造厂生产的伏尔加牌轿车，展馆入口处是一组社会主义现实风格的巨大雕塑：列宁，健壮的公社农妇和产业工人。展馆入口处由9个直径18米的铝制大圆球组成，总重2200吨的原子塔，在令人赞叹之余，也隐约预示着一场可能发生的核战争。

　　确实，这场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太空领地的战争，其直接推动力即核武器运载技术：1957年10月4日晚，正当阿拉巴马州的小镇亨茨维尔的“红石”导弹火箭试验场的研究人员出席欢迎国防部特使迈克尔罗伊的晚宴时，一个来自《纽约时报》的电话让基地主管、V2导弹之父冯布劳恩惊悉，苏联的第一颗卫星已经上天。回到餐桌上，布劳恩不失时机地向惊愕的迈克尔罗伊保证，如果让他出马，则“红石”基地有能力在60天内将美国的第一颗卫星送入太空，所用的自然是“红石”导弹火箭的改进型——丘比特-C型火箭。结果，84天后，发射成功。

　　沿袭了布鲁塞尔剑拔弩张的气氛，1962年西雅图世博会是在“冷战”时代“最冷点”和太空竞赛“最热点”召开的。600英尺高的太空针昭示着宇航时代到来，美国馆以“创造性的美国”为主题，举办了一个大规模太空主题展览，包括阿波罗载人太空飞船模型，第一位美国太空宇航员约翰格林亲莅会场。波音公司太空馆每10分钟将750名观众送往“银河外”旅行，而苏联则骄傲地展示了1961年4月宇航员加加林乘坐的“东方1号”载人飞船。

　　抛开核武器这柄悬在人类头上的利剑，“冷战”时期的世博会依旧有值得欢欣鼓舞的地方：1953至1973年间，世界工业总产量相当于1800年以来一个半世纪的总和，托夫勒所预言的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以人工合成原料、电脑人工智能技术和伴生的控制论以及核能源为标志的时代降临了。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从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全球自然资源与原材料价格下降了大约60%，使得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极限”的预言宣布破产。1917年美国企业资产排行榜前20位中，有13家是从事自然资源开采或加工制造的企业，包括美国钢铁公司、通用电气、福特汽车、佛尔普斯道奇、美国冶炼公司等，然而到了西雅图世博会期间，除了通用电气和福特汽车，余下的大部分已经作古，或者作为一个并购后的部门残余，遗留在新兴垄断企业的庞大体系中。

　　“冷战”危机带来的另一好处是，它打破了自第一届世博会以来，全人类对于技术进步的洋洋得意和迷恋，从而开始反思人口过快增长、污染与全球不公经济秩序等一系列问题。在布鲁塞尔，公平人寿保险公司通过一台数字不断增长的“人口统计钟”，第一次向参观者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还能持续多久？它最终是否将突破地球能够供养的极限？战争或饥荒，是不是不可避免的？鉴于当时全球约有3亿至5亿人口处于食物短缺与营养不良状态，最初的答案出现在19年后的蒙特利尔世博会，主办方特意开设了主题展馆“供给者——人类”，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世界粮食危机与应对技术——在占地8英亩的展馆入口，观众可以看到完全自动化控制的大型养鸡厂与禽类产品加工流水线。它所代表的，就是以化肥、杀虫剂和种子技术为代表的农业“绿色革命”，其直接成果就是在80年代初，每个美国农业劳动者可以生产出足以维持超过50人使用的农产品，饥荒似乎暂时被推后了。

　　不幸的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那些真正以农业为基础的欠发达地区来说，绿色革命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盛宴。无论是农业机械，还是以石油为原料的化肥、杀虫剂与除莠剂，每生产1英亩玉米要花费超过80加仑的汽油，从而使“现代化”农业生产者需要投入5卡路里热量才能生产出包含1卡热量的食物。而在亚洲传统的水稻耕作中，这个比例却是1比5至1比10。不仅如此，第三世界出口原料价格过低和西方工业国家高昂的制成品出口价格之间的“贸易剪刀差”使得“绿色革命”的受益者是仅占据农业人口3%至4%的大型农场主与土地所有者，他们攫取了所有技术革新带来的收益和资源。印度农业部长莫汉拉姆在1969年说，它使得“土地改革”这一真正为第三世界国家农业生产者带来福祉的基本制度变革被搁置，甚至被遗忘了，而对于无力购置昂贵农业机械、化肥、农药与种子的大多数贫穷农民来说，“绿色革命”的直接影响是使他们丧失了土地，被迫进入大城市变成雇佣劳动者的一员。

　　更糟糕的是，30年代的大萧条和50年代后日益恶化的贸易条件，使得阿根廷、墨西哥等倚仗咖啡、香蕉、可可、肉类等缺乏供应弹性基础的拉美单一农业国家濒临破产。阿根廷经济学家、曾担任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委员的劳尔普雷维什提出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强烈建议拉美国家政府用保护主义措施扶植国内工业发展，以自身工业制成品逐步取代进口，由此拉动经济增长。从1950至1965年的15年间，拉丁美洲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5.2%，然而自60年代中后期以来，这一增长却难以为继，原因在于贫瘠的公众购买力无法消化这些旨在服务中产阶级家庭的昂贵消费品，比如轿车与冰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