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最终使美国意识到，筑波世博会展现的是一个全新的、强有力的对手。在横滨的尼桑汽车制造厂，《时代》周刊记者克里斯托弗布莱恩惊奇地发现，工人们亲切地把流水线上投入生产的机器人冠以吉永小百合、桃井熏、山口百惠等日本影视红星的名字，并把她们的玉照贴在机器人外壳上——35名工人在流水线机器人的协助下，每8小时就能组装350辆汽车，工作效率几乎是美国同行的5倍。

　　与整整150年前的欧洲相仿，日本的经验很快被拥有相似文化意识形态基础和社会结构的东亚近邻

1970年可视电话

　　汉诺威——全球化与第四次浪潮的悖论

　　“在2001年9月11日，两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后，人们也许会联想起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和伦敦的千禧年穹顶，表明了一个失去方向而自我陶醉的世界，早晚会被击中要害。”曾参加过6届世博会的阿尔弗雷德海勒在其著作《文明的进程——世博会的发展与思考》中这样说。这届世博会的口号是响亮的“服务于可持续性”，并为此特地设立了一个“地球屋”——这座5层的玻璃建筑是组委会用来展示对全球性可持续发展面临问题的解答，共设有760多个展示摊位，囊括了从可持续的林业生产、小额农业贷款，到第三世界国家垃圾废弃物处理回收等形形色色的问题。身着民族盛装的毛利人、克丘亚人和马赛人（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境内的原住民）也出现在会场，与19世纪世博会上作为“异国情调”式的猎奇装点不同，主办方强调，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与专家以及任何感兴趣的观众，就全球性发展问题进行平等的交流与探讨。

　　确实，1992和1997年的拉美和东亚金融危机深刻暴露了这两个被第三世界奉为翘楚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不仅世界本身，新兴的工业国家内部也被经济发展水平撕扯为不同的板块：一块是存在于沿海和发达地区，突飞猛进的新技术经济；一块则是缓慢，无精打采，前途不甚乐观的传统经济。2008年，印度的IT与通信产业总收入达到720亿美元，然而只占据GDP的4%。对印度庞大人口造就的就业压力而言，这个印度引以为傲的龙头产业所能做的更是杯水车薪——统共只有200万从业者。班加罗尔、新德里、普拉等高新技术工业园区仍然被贫民窟和落后的公共设施系统所包围——每年仅因交通瘫痪和供电故障，印度技术制造产业就要蒙受20亿美元左右的损失。对于这些痼疾，仅仅单纯依靠第三世界或者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智慧与经验都是无法给出满意解答的。

　　在汉诺威博览会上，另一处最为人关注的景观莫过于跨国出版巨头贝塔斯曼建立在空中、闪烁着绿色光芒的“星球展馆”，参观者必须搭乘升降梯才能进入。在宛如电影《黑客帝国》中“建筑师”办公室的大厅内，游览者从无数屏幕上观赏一股真正的视觉洪流，每一个片断都在描述信息通信技术如何重塑了人类的生活与生产方式，从而使得其他国别展馆相形见绌。正如哈佛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丹尼罗迪克说的那样，跨国企业取代了国家，成为全球经济时代最基本的构架单元——美国投资者通过高盛或者摩根大通银行影响东南亚国家的货币汇率，印度本土软件工程师和医疗工作者为位于美国的雇主编写软件或分析X光片。2005年，丰田汽车在美国的销售额首次超过了日本本土，而在它的48位高层执行官中，有6位外国人，其中半数来自美国。

　　“从历史的观点看，信息技术的发展或许是自18世纪英国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最重要的事件，它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生活的均衡状态和结构，并使之不可逆转。在这个全球资本和技术一体化时代，所谓的产品周期已经不复存在，制作工艺的发展和那些只要能把生产成本降到最低水平就会立即实现技术更新的跨国公司，导致新产品技术的流动几乎和资本以及自然资源的流动速度一样快。新技术未必在其原生地发展为可大规模生产的消费品：CD播放存储技术是荷兰人的发明，卡带录像机技术则来源于美国，然而最终利用这些改变了整个消费电子产业的却是日本。”早在1998年，莱斯特瑟罗就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做出了这样的预言。有趣的是，全球一体化的最大伴生物却是整个世界的碎化——无论是在消费、生产还是意识形态领域。1960年，只要通过CBS、NBC和ABC三大有线电视网，企业就能轻松地将某条广告信息传递给80%的美国人，然而今天要想达到这个数字，广告必须在超过100家有线电视频道播出。通过电视广告将信息呈现给每千名观众的费用从1972年的0.196美元猛增至16.79美元。根据华尔街著名投资分析企业Sanford C. Bernstein &Co的估计，2010年，互联网商业广告投放量将达到225亿美元，首次超越电视（191亿）与平面媒体（174亿）。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现代化浪潮造就的全球性同质化统一市场被迅速碎化成无数个需求各异且变量不定的“市场环节”，这种对于“差异”性消费近乎病态的偏好，促使以几何级数速度萌生碎化的最小公共文化（PICC），最终极致演变为诸如原生于东京秋叶原与原宿的“壁龛文化”——从2002年起，丰田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建立的低端汽车子品牌“Scion”，到原名长尾智明的新锐服装设计师Nigo的个人品牌“Bape”，都毫不含糊地宣告了细化快速消费对于工业生产全球生态的改造。

　　汉诺威世博会上另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美国的缺席。“‘冷战’结束了，作为对手的苏联解体了，美国是否还有必要在一个耗资不菲的国际论坛上展示其综合优势，越发会成为一个问题。”阿尔佛雷德海勒说。但实际上，也许它反映的是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大趋势，即随着欧洲和东亚模式的成功，美国经验日益被证明不是全球化时代通向经济增长的唯一可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