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计量的结果显示，居民消费支出与消费者信心指数是正相关关系。在模型设定中，我们将居民消费支出（con）作为因变量，消费者信心指数（cci）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根据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居民收入（inc）也是居民消费的关键影响因素。为防止在进行回归分析的时候发生自相关现象，我们需要将居民可支配收入（inc）列入自变量考量范围。同时，由于消费与收入均具有一定的惯性，我们也将前一期的居民消费与居民收入设为自变量。上述数据均取对数，而上述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都通过了平稳性检验，通过协整检验我们得到如下结果：

　　模型的结果显示，居民消费支出具有较大的惯性，也会受到收入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显著影响。消费者信心指数对数每增长1，居民消费对数值增长0.03。2020年的情况是，居民消费支出增速再次大幅反弹的可能性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增速保持稳定的可能性也较高，但是上半年受通胀的冲击，消费者信心指数可能存在较大的波动，这会使得未来半年居民消费支出受到消费者信心指数较大影响。

　　综上，我们认为2020年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不会继续下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前低后高，但是收入和支出持续上升的可能性不高，因此消费也难以比2019年贡献出额外的经济上升动力。

　　二、逆周期调节的因与果

　　1、经济总量翻一番下的GDP增速硬约束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这里面的问题是国内生产总值指的是名义GDP还是实际GDP。从名义GDP情况看，至2010年我国GDP规模为41.2万亿元，2017年我国GDP规模已经达到82.1万亿元，基本完成了翻一番的目标。2019年我国GDP规模将进一步接近100万亿元。

　　但我们认为GDP翻一番的目标不是指名义GDP规模，因为这里面涉及价格的调整，宏观经济意义不大。因此，我们要观察实际GDP规模的情况，而实际GDP的核算每隔若干年调整一次基期。其中：1978-1980按照1970年价格计算；1981-1990按照1980年价格计算；1991-2000按照1990年价格计算；2001-2005按照2000年价格计算；2006-2010按照2005年价格计算；2011-2015按照2010年价格计算。因此，我们采用以1978年定基的GDP指数来测算2020年可能面临的GDP增速约束。

　　从上表可知，不考虑其他情况，如果要完成翻一番的目标，2020年GDP增速不能低于6.17%。但我们需要考虑2018年经济普查对2014-2018年GDP规模的扩大作用。2016年研发支出纳入GDP核算后，将1978-2015年GDP增速平均每年提高了0.01个百分点。经济普查范围更广，可以合理推测经济普查对2014-2018年GDP增速提高幅度会高于研发支出纳入GDP核算的水平。假设2014年-2018年GDP增速平均每年被提高0.02个百分点，那么2020年GDP增速不低于6.1%就能完成翻一番的目标。而从第一部分的讨论可知，2020年消费、制造业投资以及出口的形势不足以将GDP增速稳定在6.1%，因此在经济增速硬约束下，逆周期调节不得不在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方面想办法。

　　2、积极财政将有效推动经济增长

　　回顾历史，每当财政支出增速超过收入增速，名义经济增速都能实现企稳回升。截至2019年9月，公共财政收入累计增长3.3%，低于去年；支出累计同比为9.4%，高于去年；扩张性明显。另外政府性基金账户同样保持扩张，2019年1-9月收入累计增长7.7%，支出累计增长24.2%。政府性基金规模约为公共财政账户的1/3，其94%的收入为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其中又有91%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从收入分配的视角来看，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在于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着力调动市场积极性，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着力调动地方积极性。

　　财政支出能否提速的关键是地方政府的资金缺口和投资意愿。最新数据显示资金缺口的问题已有所缓解，具体政策措施有三方面，一是2019年6月以来土地出让收入增速回升，弥补了政府性基金账户的资金缺口；二是2020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已经提前发行；三是2019年10月国务院确定了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以拓展地方收入来源；下一步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亦具有类似功能。

　　积极财政政策既可以通过减税降费实现，也可以通过政府投资来实现。当前和未来都会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意图来理解。从财政政策来看，2019年全年减轻税收和社保缴费2万亿元，资金来源主要是增加国企利润上缴（体现为非税收入快速上升）、国有资本划转社保账户、压减政府开支、盘活存量资金等。从货币金融政策来看，坚持货币供应量与名义GDP相匹配，结构上着力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同时资本市场改革也以支持技术创新为核心方向，也有利于居民和民企。二是从国际对比来看，近年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普遍实施了减税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而中国的总体税率仍然偏高，特别是企业所得税，中国现行基本税率为25%，而美国在2018年已将企业所得税率统一为21%。

　　3、逆周期调节下的基建投资展望

　　评估当前逆周期调节力度并展望2020年基建投资形势的关键在于当前地方债、政策性金融债的发行以及再贷款、PSL等投放情况。

　　2019年前9月，地方政府债发行规模为41821.91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发行3828.08亿元，其中专项债发行21700亿元，已超过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制定的2.15万亿目标规模，比去年同期多发行4746亿元。不过，2019年专项债发行时点比2018年大幅提前，因此前9月的发行情况不一定能真实反映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的实际情况。从2018年的情况看，全年共计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17900亿元，超过当年目标规模4300亿元。然而，这一规模的专项债发行量对2019年基建投资的刺激力度相对有限，前三季度宽口径基建投资同比增长3.4%，仅比2018年加快1.6个百分点。而2020年工业生产形势可能比2019年更加恶劣。因此，2020年基建投资的反弹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