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女局长派人先秘密地把门卫带走审问，门卫老老实实地开出了一个偷钢瓶、偷卖氧气的工人名单。随后，又派了一车的警察到工厂，按照名单把偷盗者一个个逮捕了。整个工厂里，只有一个黑人生产经理曼德没有参与。为此，工厂停产了好几天，全部重招工人培训后再开工生产。自此，工人都很怕柳箐了，再也没人偷东西了。
地主还是不死心，开始暗中通过门卫的配合，把工厂设备的供货渠道、生产技术人员的联络细细打探了一番，他想等挤走柳箐后，从中国进设备，找这些联络好的技术人员，自己搞这个制氧厂。而且作为厂房主，他总能找到各种理由，比如制氧厂没经过他的同意便在地上挖了一个凉水池，需要罚款等等。最为致命的是，他很快抓住了柳箐“漏税”的把柄。
柳箐遭遇的这次“漏税”非常憋屈。她对尼日利亚的报税交税流程不熟悉，便雇用了一名当地会计师负责报税交税。但地主却发现国家税务系统上一直没有柳箐工厂的交税记录——也就是说，工厂根本没有向税务交过税——这笔税款被这会计师私吞了。
地主告诉柳箐，现在她只有一条路，就是关掉这个工厂，另寻一处，“不然税务知道后，会重罚，还会把你列入黑名单，以后再开工厂就很麻烦了”。
柳箐愤怒地找会计师找来对质，会计师很快就承认了这一切，甚至还毫无惧色地告诉柳箐，虽然他会被抓进监狱，但很快就可以花钱把自己搞出来，“但你不行，这样的话，你的漏税就暴露了，税务局肯定会重罚你3亿奈拉（约6百万人民币）。”
柳箐最终还是被迫关闭了这间来之不易的工厂。
12
经过1个多月的精挑细选，翻译老王向柳箐推荐了在伊凯甲中部主干道旁的一个黎巴嫩裔厂房。柳箐和老张一起跟着老王去看了场地。老张一看厂址在热闹、繁忙的主干道旁就说好，不仅交通顺畅，更不会再有劫匪来了。
厂房的确十分宽敞，分成两部分，中间有个大铁门，这样也方便以后扩产。柳箐也盘算过，现在生意好，自己的设备一直超负荷生产，这样做风险很大，她一直想再扩一条生产线，这个厂房正合她意。当然，吃过本地地主的亏后，柳箐也希望租用黎巴嫩人的厂房能好一些，然而，现实却不并如她意。
柳箐的工厂搬来已经两个月有余，这个看起来心宽体胖的大个子黎巴嫩老头却一直没把另一半的厂房交付给柳箐，每次问，他总说：“Tomorrow（明天）”。又过了一个月，老头竟然把另一部分的厂房租给了一个刚来拉各斯搞板式家具的中国人。柳箐再也气不过了，一大早起来，就用自己买的大锁，把家具厂的大门给锁上了。
家具厂的中国老板知道其中的过节后，立刻把黎巴嫩老头告上法庭。黎巴嫩老头与柳箐在法庭上相互指责、控诉，柳箐又不得不再次找女局长求助。
然而这一次，女局长却对柳箐说，原本这是一件十分清晰、简单的事，但背后却有个大麻烦——“这黎巴嫩老头儿有个外甥叫法蒂，在这儿很有影响力，是黎巴嫩商会的头目，能说会道，办事很有手段，我的上司都要忌惮他三分”。女局长不敢贸然处理，让柳箐等一等，她可以先去找法蒂谈谈。一周后，女局长遗憾地告诉柳箐，法蒂不愿插足，女局长也帮不上忙了。
这一次，柳箐真的有些无助了，举目四望，甚至连一个可以帮忙的华人华侨同胞都没有——2002 年，拉各斯的街上几乎很难见着中国人，大量中国人赴拉各斯做生意是2006年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以后的事了。
黎巴嫩老头子也始终没有把那部分厂房还给她，1年后，柳箐只好又寻一处地方增开了一家厂。
制氧厂虽然赚钱，但柳箐也一直担惊受怕。
随着对制氧工艺的了解的日益加深，一开始那般无知者无畏很快就荡然无存了。柳箐越发感觉到，有颗定时炸弹悬在头上。那时，黎巴嫩老头子那家工厂已经发生过两次爆炸了。一次是灌装钢瓶时发生爆炸，钢瓶像炮弹一样炸到灌装间的防爆墙上，把30公分厚的混凝土防爆墙往后推了1米多；另一次爆炸把防爆墙撞出一个比头大的窟窿来，庆幸的是两次都没有伤到人。
事故发生后，柳箐也咨询了国内专家，专家说，制氧不危险，危险主要在灌装：一是氧气瓶里混装了氢气或者沾了油污；另一个就是灌装速度太快，引起静电起火发生爆炸。“即便在国内管理比较规范的情况下，也时有因管理疏忽而发生炸死人的事故。”这让柳箐的心更是提到了嗓子眼。
虽然刘师傅、王师傅都对每一个钢瓶检查得很仔细，但瓶内有没有混装过氢气、有没有油脂在里面，实在没法检查，只能祈求“上帝保佑”了。
白天灌装，在两位师傅的严格监控下，工人还按操作规程来干；一到夜班，工人就怎么省事怎么来做了。他们似乎根本不把命当回事，100多公斤压力的灌装管线，工人经常直接从灌好的钢瓶里拔出来，直接插向空瓶，两次爆炸都是这样的操作产生静电火花引爆的。
客户给他点小费他就加压多灌些，钢瓶压力上限是 145 公斤，但就是有工人敢提高到 160 公斤。怎样教育、怎么强调危险性都无动于衷，“也许他们认为这样的危险远没有因疟疾、艾滋病、警察 ‘误杀’而亡的几率大吧”。
就这样，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
2004年的一个夏夜，柳箐还坐在办公室加班，突然“轰”的一声，整个房子都剧烈震动了一下，随后，下面工厂里就传来哭叫的声音。
“完了！千万别出人命！”柳箐急忙跑下楼，看到一个黑人工人双手捂住左脚膝盖下面，痛苦地嚎叫着，腿下地面是一滩血。柳箐身体一下有些站不稳，旁边的老王马上扶着她让她先别急，工人只是伤了腿没生命危险。
几天后，老王回来告诉柳箐，这位要截肢，而且不仅是锯小腿，“这里的医院没有把感染控制住，大腿也保不住了”。又过了两天，老王从医院回来，走进柳箐办公室，精疲力竭，神情特别沮丧。柳箐吓坏了，赶快问他是不是手术出问题了。
“手术很成功，但太残忍了！他们居然没有用麻药！”
柳箐一听惊呆了。
“锯大腿不打麻药？”
“他们用传统的方法，找了一个陪叫的。”
“陪叫？”
老王解释这是当地的土办法，为了分散病人的痛苦和注意力，医院花钱请人来陪着病人号叫，陪叫要叫得更真切更痛苦，好像比病人的痛苦更猛烈，这对病人还真管用。而守在一旁的老王，就相当于受了加倍痛苦的折磨。“太残忍、太残忍了。”老王一直念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