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一个荒诞不经却流传甚久的说法大多蕴涵着某种时代症候，“共产公妻”亦如是。“共产”与“公妻”之说在清末民初的传播，与一系列观念的生成密切相关。妇女启蒙始自清末，到一战前后，“女子问题”蔚然成为时代议题，与之相关的子议题被1910年代到1920年代的趋新人物不断讨论，主张日趋激进。这些主张迅速被保守人士移用，作为攻击新派人物及政敌的污名。“公妻”之说由是生焉。虽然《共产党宣言》驳斥了“共产”则必“公妻”的逻辑，但“公妻”在中国的流布从一开始就跟“共产”联系在一起。从1910年代到1920年代，政治人物在报刊的要闻版以“共产”互殴，报刊文人则在副刊的“游戏文字”中传播关于“公妻”的戏说和奇谈——这是谣言产生的土壤。作为一则多人建构的谣言，“共产公妻”不断被新的内容填充。谣言也并非空穴来风，大革命时期，激进的婚恋观自苏俄传入，曾在革命阵营中引发回响。
关键词：“共产公妻”；政治谣言；妇女问题；恋爱问题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9.01.010
作者简介：石岩，女，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102）
引言
“共产公妻”是一个流传甚久的说法，“共产”和“公妻”时而连用，时而分开，“公妻”有时又被“共妻”所取代。要从语义上对传闻中的“公妻”作出清晰的界定几乎是不可能的，“公妻”像一只筐，承载着各种荒诞不经、不讲道理的说法和想象。仅举一例：1932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因离婚与再婚，被时人批评：“名目虽是成就一夫一妻制度，其实就是打破一夫一妻制度，若再进一步说法，就是公妻了，因为弃妻再娶，非但法所不禁，并且视为当然，大家乐得丢了家中的黄脸老婆，再去寻个年轻貌美的摩登女子来尽尽义务。”【《蒋陶结婚》，《申报》1932年7月5日，第17版。】
人们通常认为，“共产公妻”之说是国民党及保守势力用以污名化中共的说法。【“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5页。】其实此说之流布早在中共建立之前。1913年12月，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在政治会议的训词中说：“自辛亥革命以来，共产共妻之说腾诸国人之口。”【《袁总统政治会议训词全文》，《申报》1913年12月21日，第7版。】那时，“共产共妻”被视为共和派、维新派、改良派的主张。
到1920年代，“共产公妻”之议达到顶峰，且与革命挂起钩来。张申府在1927年底至1928年初观察到，“自从俄国革命以来，继之以中国革命，而世人所呶呶不已的，却是公妻一层”【《所思（其一）》,《张申府文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公妻”成为中共的“专有”污名，在抗战期间、国共内战之时，乃至1949年之后，不时引发小规模的骚动。1938年，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三营进驻江宁，路过葛庄时，被该村五百多名赤膊露胸的大刀会众拦住去路，听说新四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他们要与新四军决一死战。【王星火：《黄玉庭将军在苏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万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万年县文史资料》第3辑，万年县印刷厂1991年印，第56-57页。】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四川大足县前半个月，乡民因惧怕“共产共妻”，争相嫁女。大足县的轿夫从早忙到晚。有的新娘十七、八岁，有的才十三、四岁，“路远的一天抬七、八个，路近的要抬十个以上。大足县一天至少也得抬上好几百人”【舒全俊：《解放前夕的大足的男婚女嫁的混乱状况》，政协大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大足文史》第9辑，1993年版，第122页。】。1956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赵明义之妻受胁迫与村干部发生性关系并与赵离婚，这让赵明义想起1949年之前广为流传的“共产公妻”一说，遂在同学中牢骚，散布:“共产党的基层干部都在搞‘共产共妻’。”【楚歌：《暗潮》，香港中华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75-82页。】。此时距1949年已有六、七年的时间，“共产共妻”之说还存留在一名本该“不语怪力乱神”的大学生的印象中，并在激愤状态下被唤起，可见当年这一说法流布之广，进入人们潜意识之深。
与“共产共妻”之说共存的是辟谣的声音。李大钊写于1919年的《再论问题与主义》、《新青年》杂志1921年刊登的《俄罗斯研究·劳农俄国的妇女解放》等文，都曾为“布尔扎维主义”实行“妇女国有”辟谣。【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8月17日，第1版；［日］山川菊荣著，李达译：《俄罗斯研究·劳农俄国的妇女解放》，《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第105-123页。】1934年红军政治部翻印的《俘虏工作须知》，亦曾专门指导战士如何驳斥“共产共妻”传闻。【《俘虏工作须知》（1934年3月28日红军政治部翻印），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8页。】
笔者所见，“共产共妻”之说进入学术视野，始自熊权对“‘革命加恋爱’小说史前史”研究。在氏著《“革命加恋爱”现象与左翼文学思潮研究》一书中，有专门章节涉论“共产共妻”。【熊权：《“革命加恋爱”现象与左翼文学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4-66页。】熊权将“共产共妻”根源回溯至柏拉图的《理想国》及《共产党宣言》中的相关言论，并将“共产共妻”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与1927年武汉的“裸体游行”传闻挂钩。笔者认为，在中国“共产公妻”之说的来源要比熊权梳理的线索丰富。如前所述，在民初，“共产共妻”的污名曾扣在共和派、改良派头上。1910年代，自由主义者关于婚姻/两性关系的一系列主张，与“公妻”说的发酵亦有密切关系。从1910年代开始，自由派知识分子关于妇女问题、恋爱问题、离婚问题、男女问题、男女社交等诸问题的讨论，为1920年代更为激进的主张准备了舆论场和受众。至于“裸体游行”，李炎胜、周军都做过专门的考察。李炎胜倾向于认为“裸体游行”确有其事，但各报刊对此事的报导多有不实之处；【李炎胜：《1927年武汉“妇女裸体游行”真相》，《党史文汇》2001年第10期，第38-40页。】周军则在比对武汉、上海、天津等地不同报刊的报导及各种相关回忆录的基础上，将“裸体游行”归为“传闻”和“宣传”。【周军：《1927年武汉妇女裸体游行的传闻与宣传战》，《历史教学》2009年第24期,第36-42页。本文认为，“裸体游行”是“共产公妻”之说传播过程中的一个结点，但并不是唯一结点。一个经久不息的谣言，需要“新材料”的不断注入。每一次“新材料”的注入都跟当时的历史情境有关，“裸体游行”之说兴起的时机大可深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