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似乎总是无师自通地把身体作为革命的资源或革命的对象，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五四青年到北伐青年，从清末男子剪辫到大革命时期女子剪短发，莫不如是。徐訏注意到：“在北伐的时代，革命的动乱，性观念又有很大的改变，苏联在革命时代所产生的‘一杯水主义’，也在那时传入了中国。”“中国在北伐时期，性的观念变化与性的行为演变也是很复杂很有趣的。它呈现出最放纵的‘一杯水主义’以及最落后的‘姨太太主义’的现象。北伐的武装同志在革命战争中，大家‘一杯水’，革命胜利，情有所钟，或若是珠胎暗结，乃谋久合，这是常事。有许多是从北方跑到南方去革命的与女同志恋爱难解难分，可是因为他们在北方家里已有个发妻，等到北伐完成，发妻重会，家有老父老母，岂容随便离婚，女同事也就屈居姨太太了。我们从这些千变万化的形态中，实在很不容易了解性观念在各种道德观点的激冲中，在个人心理上可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与变化。但不管我们赞成或反对，那些不同的道德观念，往往会深入我们的下意识，它可以与我们的主张与思想不合，而我们的行为往往被它所控制。”【《两性问题与文学》，《徐訏文集》第10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69-370页。】
主张“性交自由”的安那其主义者谦弟曾为共产主义者“正名”：“近来有不少人总是说着共产便联想到公妻,好像‘共产’和‘公妻’是穿上了一条连裆裤不可分离，其实共产与公妻是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主张，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没有一个是主张共产必须公妻的，因为他们从根本上否定婚姻制度。”【谦弟：《非恋爱与其他》，《新女性》第3卷第11期（1928年11月），第24-25页。】《大公报》社评也说：“共产党之称，出于日译，普通社会，初不知共产主义作何解，而就‘共产’二字以释其义，则有类夺人之产以为己有，故共产公妻，相提并论，常人闻之，如洪水猛兽。”【《共产党在华失败之批判》，《大公报》1927年7月1日，转引自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8页。】
正如徐訏所言，“那些不同的道德观念，往往会深入我们的下意识”。“下意识”若被焕发，往往有更强的“杀伤力”和“动员力”。在1920年代，“共产”与“公妻”成为军阀间互相攻击的武器。孙传芳指责张作霖“任令其子学良小胜而骄妄，以五官中郎将自命，与三五新进少年、绿林枭桀，广招最犷之匪卒，杂以异种之犬羊，蹂躏中原、被同征服、倚官为盗，实行绑票、共产公妻”【《孙传芳复赵尔巽等电》，《申报》1925年11月22日，第9版。】。张学良的手下胡毓坤指责冯玉祥“丧心病狂宣传赤化、用夷变夏，所谓社会主义、所谓共产公妻，种种邪说倡言不讳”【《北京胡毓坤等电》,《申报》1926年4月23日，第6版。】。
北伐既起，“共产公妻”成为“南方赤党”专属的罪名。吴佩孚对日本记者发表讲话，称他与张作霖的联合实为阻挡“赤祸”的蔓延：“彼辈口中之所谓共产，实一种赤色的帝国主义，专共人之产不能与人共产。更进一步倡为公妻邪说，破坏伦纪莫此为甚。”【《吴佩孚对日记者谈讨赤意义》，《申报》1926年7月14日，第6版。】1926年9月，浙闽苏皖赣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发出布告：“南方赤党竟敢师出无名，共产公妻主义强迫湖南实行，强夺商民财产、利权划归党人。”【《孙总司令之防赤布告》，《申报》1926年9月10日，第13版。】面对士兵,“孙联帅”说得更加通俗：“我们为什么要打倒蒋中正，因为他赤化。打倒蒋中正，就是扑灭赤化。何以要扑灭赤化？因为……赤化讲公妻。何谓公妻？就是你的妻，便是我的妻，亦便是他的妻，亦便是天下人的妻……”【《孙联帅最近对将士之训话》，《新申报》1927年1月14日，转引自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第288页。】同一时期，直鲁联军宣讲队张贴的标语这样写道：“你们第一要晓得蒋介石是害人贼；赤党要来抢你财产了，大家赶快起来挡着他；无父无兄与共产公妻，试想世界上行得通么；你的财产，你愿被共产贼党用强抢的手段共了去么？你的妻女，你愿被共产贼党掳掠了去，作他们的公妻么；讨赤即是救国，因为赤党是苏俄的走狗。”【《直鲁联军宣讲队之标语》，《新申报》1927年1月17日，转引自王奇生：《北伐中的漫画与漫画中的北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52-56页。】
对常见诸报端的“共产公妻”之说，时人常抱这样的态度：“什么‘煽惑’，‘共产’，‘公妻’，‘杀人放火’，‘洪水猛兽’……呵！呵！红帽子多得很，随便拣那一顶戴在他头上就得了！真的，这些都是自孙传芳时代以来的万应杀人良药，是百试不爽的。”【《刘煜生死得活该》，《申报》1933年2月12日，第20版。】“万应杀人良药”说的正是“共产公妻”这一污名的效力。王奇生就注意到：北伐时期，北方的讨赤宣传“用的多是一些大众化的白话，讲的是反对‘共产公妻’的简单‘道理’。这些‘共产公妻’的‘道理’尽管很荒谬，但在当时普通民众的头脑中，可能比南方的‘打到帝国主义’，‘打到军阀’之类的口号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也可能更深入人心”【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第288页。】。
就连电影导演也要在“公妻主义”的时代活剧中轧上一角。1926年，东方第一影片公司推出由陆剑芬、任爱珠、周空空三大明星主演的电影《工人之妻》。该片大打“劳工与公妻二大主义之冲突”的卖点，【电影《工人之妻》广告，《申报》1926年9月29日，第17版。】实际讲的却是一个相当传统的故事：工人生活困苦辛劳，不足以满足其妻的虚荣心。其妻遂携子与恶徒私奔。后恶徒被捕，妻堕入贫民窟，贫病交加之时写信向夫求救。子被富翁收养，大学毕业后与父亲团聚。父子衣锦还乡，妻在贫民窟孑然病故。【兰夫：《记<工人之妻>》,《申报》1926年9月13日，第20版。】导演任彭年此前曾执导“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都市婚恋伦理剧是其所长，“劳工”“公妻”云云，应是打热点议题的擦边球。有趣的是，《工人之妻》的编剧是上文提到的写《佛动心》的王钝根。在《佛动心》中，王钝根对“公妻主义”极尽揶揄，几年之后，他的电影剧本却以“公妻”为噱头。同一时期，《申报》广告版面上打“共产”“公妻”擦边球的书讯、戏剧广告时有所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