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因俄国革命的成功，本是戏言的“共产公妻”一说，因知识阶层的讨论和苏俄信息的传入，变得越来越真切。“妇女国有”或属子虚乌有，但立法保护离婚自由及非婚生子女权益，不受法律干涉的婚外性关系，在当时以至此后很多年的中国仍属激进之议。与此同时，“共产公妻”的污名渐渐成为达成政治目的之利器。

　　1920年11月，陈炯明电邀陈独秀赴粤主持教育。初到广东，陈独秀声名甚隆。短短4个月之后，广东高师学生却向省议会提交了驱陈议案，指斥其主张讨父、仇教、公妻、妇女国有。【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2页。】

　　查同时期的《申报》，陈独秀为粤教育界所不容，似另有原因：“粤人之伦理观念实较强于各省，故办教育者必须道德纯洁，始足起一般社会之信仰”，“谈新文化者必以实学为根底，若无实学则最沦于思想破产而为智识阶级所轻视”。国民党老人黄子凌（黄钺）认为：“陈独秀来粤已及两月，考其成绩不过在报纸上说两句大话”，“以其主义既无彻底之研究，而浮嚣之气已输入于一般青年之脑海，无穷祸害令人悚惧”。就连曾经力促陈独秀来粤的汪精卫也公开说：“今日所谓新文化，注重哲学而不注重科学，专从思想改造未免倚于一偏。须知我国以哲学改造社会已有两次教训：如晋尚清谈、尊老庄，造成一种玄学，卒启五胡十六国之乱；宋人以禅宗参入儒学，造成一种理学，亦不能御女真蒙古之侵入。则今兹之提倡新文化若不于科学注重岂不危险？”【《陈独秀与粤教育界》，《申报》1921年3月10日，第7版。】

　　如《申报》所言，陈独秀在广州遭驱除与其激进的主张有关，与保守人士认为他有道德瑕疵有关。对于主张讨父、公妻、妇女国有之说，陈独秀在3月23日接受广州黎明访社记者采访时说：“这些话提起来又好气又好笑，试问父有何可讨？既说是妻不是妓，如何公法？我们虽不主张为人父专把孝的名义来压迫子女，却不反对子女孝父母，更不能说‘孝为万恶之首’。至于‘百行淫为首’，这句话我想除了一班淫虫及讨几个小老婆的大腹买办，不会有这样荒谬的主张。”【《陈独秀谈话》，《申报》1921年3月23日，第7版。】“又好气又好笑”“荒谬”说明了陈独秀对“公妻”一说的态度。查《新青年》杂志关于妇女问题的系列讨论，陈独秀的几篇文章主要集中于妇女选举权、男女同校、女工等话题。【陈独秀：《通信·妇女选举权》，《新青年》第7卷第3号（1920年2月1日），第156-157页；陈独秀：《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第128-174页；陈独秀：《通信·男女同校问题》，《新青年》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1日），第148-149页。】在广东任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期间，陈独秀做过的关于妇女问题的演讲也多属于此类。他虽曾提出“中国妇女解放的要求，不但是精神上的，而且是身体上的”，但“身体解放”针对的是缠足等陋习。陈独秀观点的激进之处在于“妇女解放运动，也就是充实政治革命的内容之一种”。【《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在广东女界联合会演说》（1921年1月29日），《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页；《我的妇女解放观》（1921年3月8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4页。】

　　陈独秀主张“公妻”的谣言一出，不仅陈本人，袁振英、陈公博等，也纷纷在《广州群报》、上海《民国日报》上辟谣。论者认为，1921年9月，陈独秀主动离开广州系因信仰之转变，并非迫于舆论压力。【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第303页。】

　　从陈独秀离粤前后纷纷扰扰的舆论可见“公妻”谣言的“新动向”：与民初政客把“公妻”张冠李戴给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维新派、改良派）不同，到1920年代初，这一污名开始针对具体的人，并且增加了“妇女国有”的新内容。按照传播学的理论，“谣言的力量之一是它的不断重复，人们今天从这听到，明天从那听到，说法不断在变化，添油加醋，去粗取精，越传越像回事”【［法］卡普费雷（Jean-Noel Kapferer）著，郑若麟、边芹译：《谣言》，第248页。】，“谣言和人一样，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也是一种复杂造物的结果，来自历史，影响历史，更阐释历史”【［德］汉斯-约阿希姆·诺伊鲍尔（Hans-Joachim Neubauer）著，顾牧译：《谣言女神》，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公妻”及其新说“妇女国有”所体现的或正是人们在大变动前夜所特有的“嗅觉”。

　　四、大革命时期的“杯水主义”

　　从“五四”到“五卅”，不过6年，五四青年关于“自由恋爱”的讨论已显落伍。1924年，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郑超麟把“不闹恋爱”当作对于五四初期“恋爱神圣”观念的一种反动，因为“恋爱是小资产阶级的”。【《恋爱与政治》,《郑超麟回忆录》，爱思想网：。】

　　恋爱为何跟小资产阶级挂钩？1920年10月《妇女杂志》一篇名为《性的道德底新倾向》的文章提供了线索。此文作者本间久雄归纳了欧洲“自由离婚派”的观点，将其分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唯物论两大派别：自由派主张“恋爱底自由”，社会主义/唯物论派则主张“自由恋爱”。自由派把恋爱当作目的，主张灵与肉的统一，唯物派偏重“肉”的自由。【杨联芬：《浪漫的中国》，第32-42页。】在唯物青年看来，革命是疾风暴雨，大量的工作有待人做，把时间浪费于罗曼蒂克的卿卿我我，已落伍于时代。蒋光赤就因为跟一个女生通信多年，“两人关系好似恋爱小说里面的”，而被东方大学的同学嘲笑。【《恋爱与政治》,《郑超麟回忆录》,爱思想网：。】

　　如前文所述，“妇女国有”或属子虚乌有，但在1920年代的苏联，“一杯水主义”是确实存在的。1923年，布尔什维克政府公共福利人民委员、全俄党的妇女工作部部长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发表了一篇名为《三代的恋爱》的小说。女主角盖尼娅是坚定的革命者，其情爱观是：“恋爱是非有工夫不可的”，“在这种一切时间都被夺去了的革命时代”，“我们偶然碰到，两个人感到幸福的时候，我们就尊重了这个时间”【柯伦泰：《三代的恋爱》,转引自杨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俄苏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当“身上燃起激情时，她决不拒绝生活向她发出的灿烂的微笑……双双外出几个星期，在爱的杯盏中痛饮”，“当爱的杯盏倒空后，她将毫无痛苦和遗憾地将它扔掉，回到自己的工作中”。“爱的杯盏”大概就是“杯水主义”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