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至1908年间，《天意》和《衡报》创刊于日本东京，在提倡“女界革命”之外，两报系统介绍无政府主义和早期共产主义。【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1907年，刊登于《天义》的《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一文写道：
作女子的，因为想这碗饭吃，不晓得受了多少苦，也不晓得吃了多少亏……我现今有一个好法子，叫你们不要靠人，自然就有饭吃。这是甚么法子呢？就是实行共产……大家齐心起来……把在上的人同有钱的人，一律废尽……凡吃的、穿的、用的，都摆在同一个地方，无论男人、女人，只要做一点工，要那样就有那样，要多少就有多少，同海里挑水一般。这就叫做“共产制度”。【何震：《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天义》第8、9、10卷合刊（1907年10月30日）,“社说”栏，转引自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第168-169页。】
在这段引文中，不乏对“共产”望文生义的“本土化”理解。而这样的文本在为一部分人勾勒美好愿景的同时，势必引起另外一些人对于“共产”的恐慌。无政府主义者所理解的女子与“共产”的特殊关系在另一篇文章中写得更加清楚:“女子私有制度之起源，与奴隶制度之起源，同一时代，均共产制度破坏之时代也，故群婚制度与共产制相伴而生，掠夺婚姻制度与奴隶制相伴而生”，“今日之一夫一妻之制，无异于买卖结婚，均掠夺结婚之变相……处现今之世，欲图男女自由之幸福，则一切婚姻必由感情结合……然欲感情之发达，必先废金钱……故女界革命，必与经济革命相表里……何谓经济革命？即颠覆财产私有制度，代以共产”【何震：《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天义》第13、14卷合刊（1907年12月30日），“社说”栏，转引自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第204页。】。为增强说服力，此文将“马尔克斯、焉格尔斯合著之《共产党宣言》一节”作为附录。
据万仕国、刘禾考证，《天义》在中文世界首次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共产党宣言》序言的译文。查两文的译文在《天义》发表的时间是1908年3月，晚于上述《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一文附录中节译的《共产党宣言》片段。我们能否据此说：共产主义之介绍到中国，一开始就与“女界革命”联系在一起？
主义的传播者很知道自己所处的时代。刘师复将主义的实现寄托于传播“激烈行为”和“平民大革命”。其中，他对传播有特别的强调：“传播乃吾人无时无地可以或息之事业。”【《答迦身》,《师复文存》，第167-168页,转引自李帆主编：《民国思想文丛——无政府主义派》，第70页。】心社曾在报刊上辟专栏“心社析疑录”，解答读者疑惑，更有社员为表示思想“前进”，在报上发假离婚广告。如此造势，无疑会刺激公众对于“废婚”“公妻”的想象。
传播的重要性也被当权者深知。“心社析疑录”不久即不见容于栖身的《天民报》和《平民报》。1913年，该社被广东宣抚使龙济光查禁。这也是全国各地虚无党、社会党的共同命运。在民初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中，当局对虚无党、社会党的封剿却异常严厉，或与其主张对社会结构、伦常的剧烈冲击有关系。也是在1913年，经过“二次革命”的风波，在发表于《申报》的政治会议训词中，袁世凯说：“然亦非一讲共和二字而天下遂无不可共和之物也，乃一般人民将共和二字认错。而自辛亥革命以来，共产共妻之说腾诸国人之口，则抢掠人之财产、奸淫人之妻妾，及其他种种强贼行为，几视为法律所许而莫敢过问。”【《袁总统政治会议训词全文》，《申报》1913年12月21日，第7版。】在这里，袁世凯将共产共妻归于一般人民错解“共和”的恶果。
从清末到民初，“共产共妻”的帽子曾被扣在无政府主义者、共和派、维新派、改良派的头上。政治人物、舆论领袖对这一污名的随意使用造成了人们将“共产公妻”与新兴政党和新派人物挂钩的思维定式。
在1910年代，“共产”和“公妻”在《申报》上有两副面孔：“共产”现身要闻版，多是这样的消息：“近据各处呈报孙文黄兴之徒捏造谣言、巧辟邪说、印刷册单，由海外潜寄内地，希图煽惑扰乱治安，请饬查禁等情。溯自辛亥革命以后，广东、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福建等省全在乱党势力范围，托名共和，实行贪暴，其所举动无非敲诈绅商、残杀良民，谬解平等自由之学说，倡为公妻公产之妄谈，颠倒是非，造言惑众。”【《十一月十二日大总统申令》，《申报》1915年11月14日，第2版。】“公妻”则以副刊“自由谈”为舞台。除了上文提到的时事新剧《佛动心》，“自由谈”上还有很多关于“公妻”的游戏文字：
1912年6月13日，好事者在“自由谈”的“游戏文字”栏目为“岭南公妻会”代拟简章：“凡黄花闺女、青年嫠妇、以及广田自荒之姬妾、要需面首之健妇，均得入会为会员”，“凡欲租妻者，既经选定以后，当立承租约一纸存会。如一夫租数妻或数夫租一妻均可”【龙：《代拟岭南公妻会简章》，《申报》1912年6月13日，第10版。】。
1913年12月26日，一篇署名“东尘”的文章提议财政部“颁布命令，凡民间女子年在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略有姿色者，悉数收归国有，行全国皆妓之制，聘请各埠著名乌龟、老鸨，教之以歌舞、导之以媚术，三月学成，派往通商口岸……行社会主义，开世界公妻之制，所得皮资国家收其半而以其半给还民间”【东尘：《丑富策拟上财致部》,《申报》1913年12月26日，第13版。】。在这篇“游戏文字”中，“公妻”已与“社会主义”挂起钩来。
1915年1月16日，有人按天文部、地理部、时令部、人伦部的分类，总结当时社会上的新鲜名词，“公妻”和“花柳大王”“两朝元老”同入人伦部。【济航：《新字类赋目后编》，《申报》1915年1月16日，第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