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游戏文字印证了谣言传播的心理动机：许多谣言之所以甚嚣尘上，并不是因为传播者对谣言深信不疑，而是由于谣言内容让人惊讶和好奇。【［法］卡普费雷（Jean-Noel Kapferer）著，郑若麟、边芹译：《谣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对“共产公妻”的戏谑之词在激发公众荒诞不经的想象之余，或许让人们觉得，“共产公妻”并不可怕，因为太不着边际，谈资耳、笑料耳。但如鲁迅所言，“吾国更有据一二小说所言为之信史者”【独应：《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天义》第11、12卷合册（1907年11月30日）,“社说”栏，转引自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第192页。独应为周树人、周作人在日期间共用之笔名。】，戏说也是耳濡目染。在政治人物和报刊文人的挪用和衍生之下，“共产公妻”这一污名的“打击面”从一开始就是游移不定的，兼有奇谈和戏谑的面孔，这正是滋生谣言的温床。

　　二、女子问题：从欧美样板到苏俄样板

　　大众传媒上的喧嚣、戏谑,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这样一种现实：从清末到1920年代，女性问题是一个热点话题。最早被注意的是妇女在启蒙和自强中的作用：“女学衰，母教失，愚民多，智民少，如是国之所存者幸矣！”【《致居易斋主人论谈女学校书》，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4页。】“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欲强国，必由女学”【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8、43页。】。这一时期，妇女社会身份（“国民之母”亦可视作社会身份之一种）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女性的性别意识并未受到过多留意。夏晓虹梳理了清末报刊、书籍中“女杰”人选的变化，发现“女杰”最初纯为欧州人士，后增补了“祖国女界伟人”。在最初的版本中，“女杰”人选身份驳杂，三分之一为欧洲女皇，其后遴选标准集中于对天赋自由权的争取和维护上，所选人物也更偏向革命。到了金天翮著述《女界钟》的时候，俄国虚无党女性成员赫然列入中外女杰的名单中。【夏晓虹：《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6-47页。】同一时期，本土女杰的人选多为“豪杰女军人”、“中国民族主义女军人”花木兰、梁红玉，救亡与自强的意味明显。

　　在写于1903年的《女界钟》中，金天翮说：“十八、十九世纪之世界，为君权革命之时代；二十世纪之世界，为女权革命之时代”，又说，“民权与女权，如蝉联跗萼而生，不可遏抑也”【金一：《女界钟》，上海爱国女学1903年发行，第56、12、13页，转引自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211页。】。在《女界钟》中，金天翮讨论了女子的参政权、婚姻权、教育权、品性、道德、能力，以期全面刷新一代女性精神。显然，金氏之所以倡言女权革命，是因为在他看来女子已经成为问题。

　　这样的理路为民国的激进思想者所继承。陶履恭说：“所谓女子问题者，在今日已无国界可言，自欧至美，自美至亚，女子之申诉乎几无宁日。”【陶履恭：《女子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第15页。】后世的研究者杨联芬认为，“五四”时期知识界公认的诸多问题（劳工问题、女子问题、教育问题、家庭问题、婚姻问题、人生观问题、文化问题）中，“恋爱问题”是“介于思想与行动、形上和形下、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之间”的枢纽问题。杨联芬：《浪漫的中国》,第43页。时代亲历者张崧年的说法更直截了当：“社会问题！社会有什么问题？饮食男女四个字，有包不尽的么？但能把关系吃饭的事，关系男女合伙睡觉的事，布置得法，使无一夫一妇不得其所，无一夫一妇不得果其腹，餍其欲，无过也无不及——但能如此，社会还有什么问题？”【张申府：《“社会问题”》，《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7月1日），转引自《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43页。】

　　细查上述言论，金天翮主张的“女权革命”虽系出自本土的问题意识，但欧洲思潮的影响亦相当明显。夏晓虹考证，金天翮所谓“女权革命之时代”有日本影响的痕迹。【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增订本）》，第210页。】而“女子问题”在日本成为“问题”，又受到西方的影响，这种情况从清末一直持续到一战前后。如果说最初是西方的“女杰”被激进知识分子引为中国女性样板，一战期间，千千万万为战争后勤努力工作的普通欧洲劳动妇女又带给中国思想界关于妇女解放的新鲜灵感。日人永井柳太郎将1910年代之后欧洲妇女权利意识的勃兴归因于欧战中妇女和男子承担同样义务，战后则必要求同等权利。【［日］永井柳太郎：《妇人问题》，《民国日报》1920年1月11日、12日、13日，第13版。永井柳太郎的论据之一是英国军需大臣在下议院的演讲。一战中，有二百万妇女在英军需部附属工厂做工，“英国军队所使用的炸弹，有十分之九都是这班妇人做成的”。除了加入军需生产，妇女们还参与了海军、陆军、航空兵和土木军的勤务。】永井柳太郎之说曾连载于1920年的《民国日报》。

　　在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的1910年代，国外潮流与本土经验迅速发生化学反应。从创刊起，“女子问题”便是《新青年》的常备话题，胡适、周树人、张崧年、陈独秀、周作人、杜亚泉、陈鹤琴、刘延陵、恽代英、沈雁冰、蓝公武等都曾参与其间。在观念的光谱上，这些人难以用某一学说、党派所概括。较之大众媒体对“共产公妻”的戏言，《新青年》关于“女子问题”的讨论更深入，也更贴近学理。1917年，《新青年》刊登了半年的广告，征集对“女子问题”的讨论，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当初也有过几篇回答，近几月来，却寂然无声了。”究其原因，周作人认为，“女子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太超前了：“大约人的觉醒，总须从心里自己发生。倘若本身并无痛切的实感，便也没有什么话可说。而且不但女子，就是‘男子问题’，应该解决的也正多，现在何尝提起？男子尚且如此，何况女子问题。”【周作人：《译者的话》，《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第17页】鉴于此，1918年5月，周作人翻译了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此文提出一系列尖锐的问题：贞操是否可以当作道德？道德到了不必要，或者反于生活有害时，是否应当改正？贞操是否男女都要遵守？是否无论何时何地，人人都非守不可，又人人都能守得住？

　　这些问题激发了《新青年》同仁继续讨论的热情，随后，胡适写了《贞操问题》，鲁迅写了《我之节烈观》，张崧年写了《男女问题》。三文的激进程度不同，但都与谢野晶子文章类似，从人性、人道的角度上探讨贞操问题。张崧年的问题意识和论据都是外来的，他从当时《每周评论》上连载的欧洲小说入手，论证问题时，频频引用罗素的语录，其观点不可谓不大胆：“君宪可以改成共和。专制可以改成民主。婚姻本也是古来传留、霸据、欺伪的制度中的一种……这种万恶源泉的制度有什么不可去，有什么不该去，有什么不能去的”（此说与王钝根的戏说颇有几分相像），“爱情原与天气是差不多一样的自然现象……从爱情生出来的人间关系，便该全随着爱情定去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