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申报》上述消息更早，4月20日出版的《北洋画报》上刊出《打倒可耻的裸体游行》。作者“诛心”写道：“尝闻古有某吏，得淫妇，褫其裳，缚伏驴上，使游于市，更于鞍间置一突起之木杵……使妇人得尽情发展其性欲……此固裸体游行之先例矣。今日者，天翻地覆之时也，女子裸体游行，在党治之下，固为绝不可少之点缀，而被压迫者则以打倒羞耻心为口号。然武汉妇人，既裸体游行矣，何不干脆‘自动地’骑木驴以当众‘发展其性欲’，岂不更妙也耶？”【诛心：《打倒可耻的裸体游行》,《北洋画报》第80期（1927年4月20日），第1页。】在这段文字中，“裸体游行”是完成时态的，但在擅长图片报导的《北洋画报》上却并无照片。同一页，北京政府进苏联大使馆逮捕共产党人的消息附了三张图，配发的按语称北京政府的捕人行为“实辛丑以来，外交界空前之创举”。这则消息和“武汉裸体游行”共处一版，无意中呈现了某种历史逻辑。
1927年5月，《新女性》的主编章锡琛在《论礼教与共产公妻及裸体游行》一文中写道：
自从国民党发动清党运动把共产党完全驱除之后， 保存礼教的呼声忽然又发动起来……某会首领发出反共党通电，说共产党破坏礼教，提倡公妻，以致女不安室云云……不久前又看到某女子团体通电反对汉口女子的裸体游行……共产党从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究竟有没有做过破坏礼教的工作，我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所以无从而知……至于说共产主义主张公妻，那不但维持礼教的人应该反对，便是排斥礼教的我们也绝不敢赞成，虽然我看过直鲁军宣传队所贴的标语，和新近反共产者的通电宣言，说共产党提倡公妻，却至今不知道怎样公法。倘使照一般人的解释以为公妻就是公有物，可以任无论那一个男子去向她泄欲，则现代公然通行的娼妓制度却不见礼教维持者怎样洪水猛兽地看待……【章锡琛：《论礼教与共产公妻及裸体游行》，《新女性》第2卷第5期（1927年5月），第6-13页。】
章氏将“裸体游行”之说与“清党”挂钩，虽未给出直接证据，但两事在时间上的接近确实值得注意。周军比对上海、武汉、京津等地报纸，发现“裸体游行”之说最早于3月间出现在上海报刊上，口吻为将来时态。《汉口民国日报》上最早出现相关内容是在1927年4月4日，内容是否定另外一份报纸上刊登的“裸体游行”将于5月1日举行的消息。然而4月中下旬，京津地区报纸对于“裸体游行”的“报导”已经是完成时态的，且各报所载细节多有出入。《汉口民国日报》对“裸体游行”的正式辟谣出现在5月7日和12日。【周军：《1927年武汉妇女裸体游行的传闻与宣传战》，《历史教学》2009年第24期，第36-42页。】但谣言并没有止息。1932年，鲁迅在为林克多著《苏联闻见录》所作序言中写道：“工农都像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苏联越平常，他们就愈害怕。前五六年，北京盛传广东的裸体游行，后来南京、上海又盛传汉口的裸体游行，就是但愿敌方的不平常的证据。”【《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鲁迅全集》第5卷，同心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比照鲁迅写作此文的时间，裸体游行谣言的散布时间恰与北伐的兵锋所及同步。
周军注意到，“裸体游行”之说蜂起之时，武汉政府正面临的巨大压力。鲍罗庭曾在报告中写道：“武汉的小资产阶级把国民政府同蒋介石的斗争理解为国民政府试图引进共产主义……小资产阶级根据帝国主义报刊和反动报刊的描绘来想象共产主义，说什么‘将拉着裸体女人满街跑（妇女社会化）’，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等等。”【鲍罗庭：《鲍罗庭关于中国政治局势的报告》（1927年5月初），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转引自周军：《1927年武汉妇女裸体游行的传闻与宣传战》，《历史教学》2009年第24期，第39-40页。】鲍罗庭的报告与章锡琛对“裸体游行”的看法可以互证，与《北洋画报》上的诛心之论中“天翻地覆”“党治之下之点缀”亦可呼应。
这些时论呈现的是武汉“分共”前夕社会的动荡与不安。清洗将至，小说《动摇》中一个测字先生说：“该杀的人多着呢!剪发女子是要杀的！穿过蓝衣服黄衣服的人也要杀，拿过梭标的更其要杀！名字登过工会农会的册子的，自然也要杀！杀，杀！江水要变成血！这就叫做青天白日满地红！”这样看来，“裸体游行”大概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世界中一个黄色的花边。
“分共”之后，“共产公妻”成为中共的专有罪名。从1927年到1936年，《申报》上《共党蹂躏琼崖之惨状》《江西贵溪县被匪扰害记》《赣省永丰兴国之共祸》一类的报道中，“共产”“公妻”成为攻击革命的高频关键词：“全琼……建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共产公妻主义，且更大张告示：男子旅外限期六个月回家，否则焚毁家屋。迫乡民针刺‘赤军’二字于臂上，不从者杀。胁小童老妇驱之放哨、打仗，青年妇女轮流奸淫”，“稍有财产者逃命港澳南洋，贫穷者匿避山林，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共党蹂躏琼崖之惨状》，《申报》1928年3月2日，第9版。】。1934年6月，蒋介石以“匪区法制礼俗、摧毁殆尽、男女间尤紊乱、倡公妻邪说、相率营兽性生活”为由制定“收复区婚姻办法”。【《蒋委员长特订收复区婚姻办法》，《申报》1934年6月21日，第6版；《南昌行营订定办法八条》，《申报》1934年6月24日，第8版。】
也是在1934年，红军政治部翻印的《俘虏工作须知》专门指导战士如何斥责“共产公妻”传闻：“国民党反动派说：‘共产公妻’，这我们可换过来说：只有国民党才实行公妻。苏区里面，婚姻是自由的。在国民党军阀们，每个人霸占几个穷人的女子，强奸、卖淫都是国民党造成的。”【《俘虏工作须知》（1934年3月28日红军政治部翻印），《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第408页。】
到1936年，《申报》上关于“共产公妻”的消息戛然而止。
从1946年到1949年，随着国共内战越演越烈，“共产公妻”的消息渐次回归《申报》。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