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中期的大革命从南到北席卷中国大地：勇敢的军事行动、对于更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大胆想象、暴力和混乱、豪情和血污、冲决罗网的决心，以及随后的彷徨、幻灭，在短短几年间一一上演。期间，已在报刊上喧嚣的“共产”与“公妻”第一次有了小范围的实践机会。从1926年10月北伐军攻下武汉三镇到1927年7月武汉政府分共，武汉曾是革命的暴风眼。1927年4月，茅盾接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编辑时，武汉的局面相当混乱。【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2页。】大革命失败之后，茅盾作为蒋介石政府的通缉犯，从武汉逃到上海，在上海完成了《蚀》三部曲的写作。
“三部曲”中《动摇》的情节再次印证了前文引述的徐訏的判断：“那些不同的道德观念，往往会深入我们的下意识”，“而我们的行为往往被它所控制”。湖北某县的农民未必读过《新女性》和广州《民国日报》，对“非恋爱论”“非非恋爱论”等左翼青年的时髦论战谅必也不会感兴趣，但在大革命的风暴中，他们却无师自通地在“耕者有其田”之后加了一句“多者分其妻”，并在一个晴朗的下午，召开了一个抽签分妻大会：“去年腊尾，近郊南乡的农民已经有农民协会。农民果然组织起来了，而谣言也就随之发生。最初的谣言是要共产了，因为其时农协正在调查农民的土地。但这谣言随即变而为‘男的抽去当兵，女的拿出来公’……放谣言的是土豪劣绅，误会的是农民。但是你硬说不公妻，农民也不肯相信；明明有个共产党，则产之必共，当无疑义，妻也是产，则妻之竟不必公，在质朴的农民看来，就是不合理，就是骗人。”农民们盘算：在南乡，“多余”的或“空着”的女子不少：一人而有二妻，寡妇未再醮，尼姑没有丈夫…于是，在县农协特派员的坐镇下，南乡的农民在土地庙前开了个大会，抽签分配5个女人。第一个女人还没分完，夫权会冲来砸场。在当地，夫权会是农协最坚定的反对者。特派员见势不妙，迅速转移战场，带着抽签分妻的人打到夫权会。人们旋风一样跟着他，到了村前，把毫无防备的夫权会众全数抓住，给他们戴上高帽子游街。这场闹剧传到县城的时候，国民党县党部成员的反应形形色色。投资分子胡国光希望趁乱有所“作为”；商民部长方罗兰和妇女部长张小姐淡然地将其视为谈资；妇女协会的孙舞阳郑重地将其称之为“妇女觉醒的春雷”。【《动摇》，《茅盾选集》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9-171页。】
小说家言与事实相去多远？1957年，茅盾回忆流亡上海时写作《蚀》三部曲的经历：“一时无以为生，朋友劝我写稿出售，遂试为之，在四个星期中写成了《幻灭》。”“那时候，我妻子生病，我是在病榻旁边一张很小的桌子上断断续续写起来的。那时候，凝神片刻，便觉得自身已经不在这个斗室，便看见无数人物扑面而来。第一次写小说，没有经验，信笔所之，写完就算。那时正等着换钱来度日，连第二遍也没有看，就送出去了。”【《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茅盾选集》第2卷,第396-397页。】通过这段自述可以看出，《幻灭》的文体是小说，但作者虚构的成分并不多：一则写作是为了换钱度日，是短时间内的急就章，构思、修改之类都能省就省；二则作者提笔“便看见无数人物扑面而来”，所写是真实生活经历的复现。《幻灭》如此，《动摇》也如此。茅盾在《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中交代：《动摇》的构思和写作大概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比《幻灭》长些，可是实在的写作时间，也不过二十多天。
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蚀”三部曲，茅盾有这样一段自述：“（出版社）曾建议我修改其中的某些部分；那时候，我觉得不改呢，读者将说我还在把‘谬种流传’，改呢，那就失去了本来的面目，那就不是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我的作品，而成为一九五四年我的‘新作’了。这‘矛盾’似乎颇不易解决。当时我主张干脆不再重印，但出版社又不以为然。结果我采取了执中方法，把这三本旧作，字句上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而对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则根本不动。至于字句上的修改，《幻灭》和《动摇》改的少，仅当全书的百分之一或不及百分之一。”【《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茅盾选集》第2卷,第398-399页。】由此可见：时过境迁，《蚀》的一些内容已不合时宜，但茅盾只做了有限修改，我们今天读到的《动摇》接近1927年春夏之交他在湖北的见闻。
我们能否据此说，“共产公妻”的闹剧确曾在一些地方零星上演？1927年1月9日《申报》上的一则消息似可作为旁证：上海防守司令部公开发表《赤祸侵入湖北后之现象》，声称赤党进入湖北后，武昌县知事公署牌示田产实行三三一制；武昌法院发布公告，宣布废止民法，停止婚姻案受理。公告发布者在“实行三三一制”后打了一个括号，注明“共产”；在废止民法、停止婚姻案受理后注明“公妻”。【《上海防守司令部公表赤祸侵入湖北后之现象》，《申报》1927年1月9日，第9版。】此公告由北伐军的敌方公布，其真实程度大可怀疑，但此间有一背景值得注意：“北伐”的军事行动是与国民政府的“司法党化”同步进行的。1926年12月底，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主席徐谦在武昌召开司法工作会议，会议议决：司法改革的目的是在“现在社会制度及经济制度之下务使农工群众减少压迫”；现行民法以前清《民律草案》为蓝本，有与党纲相冲突者，应酌量变更；婚姻问题，根据婚姻自由原则，酌量情形办理；地主及佃户问题，以不违背现在经济社会利益为原则，对佃户采取保护态度。【李在全：《法治与党治：国民党政权的司法党化（1923-1948）》，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鉴于此次武汉司法工作会议的精神，显易被敌方利用附会以为攻击。
六、“裸体游行”及其流传时机
大革命的潮汐退去之时，另一则关于“共产公妻”的谣言泛起。
1933年7月20日，《申报》上的一篇文章写道：两年前作者从武汉初到上海，许多人见面就问，武汉是否常常举行裸体游行。作者因此感叹：“从上海到武汉，只有两三天的路程，而且交通也还便利，然而当时一般人对于武汉的情形，隔阂得竟如不同星球，即是一个毫无使人置信的理由的谣言，也会使人深信而不疑，大家把武汉看作禽兽之邦，为之‘谈虎色变’。”【天马：《由裸体运动想到的话》，《申报》1933年7月20日,第19版。】人们之所以信谣传谣，实因“裸体游行”曾是大小报章上轰动一时的消息。1927年4月24日，中华妇女同志会“阅报载汉口妇女藉词打破羞耻，发起免耻裸体游行大会，以天时尚寒，改期端节举行”，在“殊深惊骇”之余，给蒋介石、唐生智发电，谴责发起者及赞成者。【《妇女同志会反对免耻游行会》，《申报》1927年4月24日，第14版。】滔滔谴责声中，“裸体游行”是否在端午节举行，并没有见诸《申报》后续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