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与“共产公妻”密切相关的观念是“杯水主义”。“杯水主义”在1920年代左派知识分子译介的苏俄小说、本土的“革命加恋爱小说”及时代亲历者的回忆录中都能找到踪迹。研究者注意到了柯伦泰小说对于中国左翼作家的影响；【熊权：《“革命加恋爱”现象与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第52-53页。】陈碧兰回忆录则证实了“杯水主义”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存在。【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64页。】“杯水主义”的影响是否限于留苏学生及左翼文学？“杯水主义”在1920年代的中国曾引起怎样的涟漪效果？以往著述尚不能圆满回答这些问题。换言之，对于“共产公妻”之说的生成和流布，已有研究设置了一些“路标”，但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为什么此说不断被辟谣却依旧经久不息？谣言从何而起？有没有事实的影子？在谣言的产生和流布过程中，什么人曾参与其间？“共产”与“公妻”是如何被联系到一起的？“公妻”与革命有什么关系？
求解这些问题要穿越“观点”抵达“社会”。“公妻”必然牵扯妇女问题。而妇女成为“问题”，正是晚清以降的时代风貌之一。从晚清开始，大量新锐刊物曾把妇女/恋爱/两性关系列为议题。这些刊物是观念发轫的地方。但如果止于新锐刊物，与“共产”“公妻”相关的话题只是社会亚文化的一种。在从激进的亚文化群体“外溢”到社会大众的过程中，大众传媒、小说、戏剧等起到了孔道的作用。在这一方面，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对1920年代的“恋爱小说”“革命+恋爱”小说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这方面的出色研究包括：杨联芬：《浪漫的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熊权：《“革命加恋爱”现象与左翼文学思潮研究》；刘剑梅：《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小说家以日常经验为材料，对世道人心、风俗伦理的变迁常有敏锐把握，新的性观念常能在小说中找到踪迹。然而如果止于小说，“公妻”一说的影响力将仍局限于识字/读书阶层。是什么力量让“公妻”之说广为流传？从1910年代起，《申报》要闻版常见军政要人讨伐政敌实行“共产”，该报副刊版的“游戏文字”则常见“共（公）妻”的不经之谈，这样的呼应关系提示我们：“公妻”是“共产”的花边，其功用是发酵、膨大公众对于“共产”之荒诞与恐怖的想象。因其荒诞不经，“游戏文字”极易成为坊间谈资，让“公妻”从“文字”到“口传”，获得更大的传播半径。比“游戏文字”的传播半径更大的是谣言。从1910年代起，不断翻新的谣言让“共产公妻”家喻户晓，成为巨变时代的人们对于革命的诸多魔幻想象之一。
本文拟从“观念”入手，试图勾勒观念、言说向谣言“渐变”的过程，以及探究谣言如何催生“行动”。
一、在“军政要闻”和“游戏文字”之间
1914年10月11日是麦俪昭被行刑的日子。在被肩舆抬着示众一圈之后，这位诨名“佛动心”的美貌女子被执行枪决。她的同案犯、“奸夫”廖铁蕴仅判9年有期徒刑。这样的判决是广东宣抚使龙济光直接过问、“绅商多请予严办”和“舆论几至众口一词”的结果。13天后，1914年10月24日，麦俪昭登上《申报》要闻版，被历数平生。按照《申报》的记述，“擅文墨”“满口新名词”的麦俪昭简直就是民国时代的阎婆惜：她因爱恋省中某校毕业、年少貌美善谈的廖铁蕴而厌弃丈夫，并捏诬其夫为乱党。【《广州之风流案平生》，《申报》1914年10月24日，第6版。】
几天之后，《申报》副刊“自由谈”的主编王钝根把麦俪昭的故事写成时事新剧《佛动心》。自1914年10月26日起，到这一年的年底，该剧本在“自由谈”连载。在曾受教于广方言馆的王钝根的笔下，麦俪昭是“公妻主义”的提倡者和无政府主义组织心社的成员。该剧第一幕《心社》是一个闹哄哄的集会场景。身着西装的麦俪昭在会上发表演说：“我们中国向来野蛮极了，一个女子定要配着一个男人，一个男人定要配着一个女子，配了一个不准再配别个。我们人类的自由剥夺尽了，简直比狗还不如”，“野蛮社会的夫妻好比专制国的总统是终身任期的，女子一嫁了丈夫便如受了无期徒刑”，“我们的配合，原是活动的、习时的，没有什么形式上的手续……今天我合这个男人在一块儿，也许明天合那个男人在一块儿，这就叫每日维新，随时改良”【钝根：《佛动心》，《申报》1914年10月26日，第13版。】。
这里的“心社”当指刘师复创立的无政府主义社团晦鸣学社的外围组织。无论晦鸣学社还是心社，其成员都是刘师复的亲属和好友，【胡波：《香山名人文化十二讲》，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页。】麦俪昭在心社集会上的演讲很有可能是王钝根的戏说。与主张宗教主义、家族主义及共产主义的晦鸣学社不同，心社的社约纯然是个人“立身处世”的标的，其十二条社约包括：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乘轿及坐人力车、不用仆役、不婚姻、不称姓族、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作海陆军人、不奉宗教。【陆丹林：《从刘思复谈到晦鸣学舍、心社和<民声>》，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6-80页。】其中，“不结婚”的理由是：“夫男女情欲，不过生理上之作用，与饥食渴饮，同为一绝不足奇之条件”，“夫二人相配之事，纯为二人之自由”，“男女二人之配合，必体力年龄性行智识等等”，“而人之体力智识，无永久不变之理。及其既变之后两人之情意，必有不适，自当随时离异”【《废婚姻主义》，《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8年版，第107-114页，转引自李帆主编：《民国思想文丛——无政府主义派》，长春出版社2013年版，第60页。】。将戏说和社约对比，可见两者的差异：王钝根将“不结婚/废婚”等价为“公妻”，又将“公妻”这顶帽子扣在维新派与改良派头上。殊不知，主张“不结婚”之时，刘师复早已“告别维新，走向革命”。【在创办晦鸣学舍和心社之前，刘师复曾是同盟会的会员，力主并实践暗杀。1907年，他曾谋划暗杀水师提督李准。《心社创作人刘思复》（刘思复即刘师复，师复是后更名），冯自由：《革命逸史》上，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第319页。】但王钝根的戏说和刘师复的主张亦有近似之处：刘说“夫二人相配之事，纯为二人之自由”，到王的笔下，成了“今天合这个男人在一块儿，明天合那个男人在一块儿”。更重要的是，“不结婚”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女界革命”的论点之一，而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女界革命”很早便与“共产革命”挂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