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超麟们到达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时候，正是《三代的恋爱》发表之时。现实与小说高度吻合。东方大学对中国学生的小资产阶级出身充满警惕，认为他们身上有很多体现为家庭、乡土、民族观念的旧观念、旧习惯。这些旧习都以感情为纽带，而党要“打破感情的结合”。因此，中共旅莫支部禁绝恋爱，但不禁绝性要求，强调革命者可以有性无爱，且允许相当的性自由。【《旅莫中国共产党支部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训练工作具体方针》，刘真主编，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4册，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年版,第1728-1729页。】陈碧兰回忆录记录了在1925年举行的一次关于革命家的恋爱观问题的座谈会，会议的主旨是把“小布尔乔亚的恋爱观与革命家对两性关系的态度分别开来”，摒弃恋爱至上。陈独秀之子陈乔年在会上发言:革命家的精力、时间有限，“没有结婚，也没有恋爱，只有性交”，加上工作流动性强，“工作在哪里，有性的需要时，就在哪里解决，同喝一杯水抽一支香烟一样”【陈碧兰：《早期中共与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忆》，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60-167页。】。
在苏联，“杯水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容许的时间并不长。1927年，柯伦泰的小说成为禁书，但“一杯水主义”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1927年，刘仁静在莫斯科学习时，苏联正风行“一杯水主义”，“许多同学接受莫斯科姑娘的追求”【陆立之：《我所知道的刘仁静》，高永中主编：《中国共产党口述史料丛书》第6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931页。】。陆立之1927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9年秋回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29年我20岁，沉沦在‘一杯水主义’的初恋中……在当时的学校宿舍里，并没有‘家’这个概念。男女间一拍即合，由学校当局提供同居铺位。在大厅堂中安排十几对床位，像船上的统舱一样：两床之间有一小书柜，这是一对野鸳鸯；隔邻的床位用布幕相隔，但生息相通……‘一杯水主义’风行在莫斯科，也很自然地在学校中沿袭了。”【陆立之：《谁主沉浮》，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身体力行“杯水主义”的时候，柯伦泰的作品被译介到了中国。1928年，《新女性》刊登了《三代的恋爱》译文，并向读者征集读后感。三个月后，1928年第3卷第12期《新女性》刊出16篇读后感组成的“新恋爱问题”专题讨论。有人认为，“如此种的恋爱中国何尝没有，只不过没有赤裸裸地说出来，造成一个恋爱的概念就是了”【姚方仁：《关于<三代恋爱>的分析观察》，《新女性》第3卷第12期（1928年12月），第24-31页。】。恋爱自由和性爱自由，已不能满足革命青年的需求，有人提出了“性交自由”：“将性交与性爱的必然联署关系打破”,“强制一个人除了爱人之外不跟别人发生性关系，是今日性爱诸种病态之一”,“性爱不必强求只限于一人”【剑波：《新恋爱问题——论恋爱及其将来的转变》，《新女性》第3卷第12期（1928年12月），第8-23页。】。有人主张，“恋爱只是玄学的产物”，而事实上，“恋爱不是神秘的、神圣的、更不是灵的”，“人间的伦理从唯物的历史的解释，皆源于经济的条件”【文宙：《读了“三代的恋爱”“新恋爱道”和“排官僚的恋爱观”三文》,《新女性》第3卷第12期（1928年12月），第31-34页。】。有人更进一步：“性生活的基础应该从经济制度下脱离开，应该从个人的狭窄范围内脱离开，应该扫除资产阶级所遗存的痕迹，我们应该无产阶级地建立起集团化的性生活。”【剑波：《新恋爱问题——论恋爱及其将来的转变》，《新女性》第3卷第12期（1928年12月），第8-23页。】这些观念与1920年代初的“恋爱自由”有近似之处，但已经走得更远，恋爱本身都已被革命青年视为落伍，恋爱自由在他们看来就更是一个过时命题,必须被“性交自由”所取代。
《新女性》创刊于1926年1月，创办人章锡琛。1912年至1925年，章锡琛任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妇女杂志》主编、国文部编辑，并编辑上海《时事新报》副刊、《现代妇女》和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刊》。后因主张过于激进，他被商务印书馆辞退。1925年冬天，在郑振铎、胡愈之、吴觉农等人的支持下，章锡琛创办《新女性》杂志社，其办刊初衷之一是“声援五卅”。《新女性》的作者、译者包括陈望道、曹聚仁、顾颉刚、周建人、陈学昭、沈端先、谦弟（安那其主义者）等。
与《新女性》激进程度形成参照的是同一时期的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4日，该报刊出一篇名为《革命青年的恋爱观》的文章，作者提出“废妻”理论：“一天也好，二天也好，一年也好，一生也好，时间的久暂问题，视乎恋爱能否继续下去而定……两人间任何一方对于对方失掉了恋爱的时候，不必经过离婚的手续就可以自由离婚了。这样的恋爱才是真正的恋爱。”【转引自熊权：《“革命加恋爱”现象与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第44页。】“废妻”之说固然耸动，其实质不过是民初无政府主义者“不结婚论”的回响。
大革命时期，各种来源、各种激进程度的性自由主张，在报刊上公开“争鸣”，自苏俄传入的“杯水主义”在此间起到了催化作用。在苏联，革命过后，专制秩序建立，柯伦泰的小说成为禁书。大革命失败后，柯氏的小说却在中国不断被结集出版。在《新女性》译本之后，夏衍翻译了柯伦泰的中篇小说《姐妹》和另一部小说，将其与《三代的恋爱》合编为“恋爱之路三部曲”。1929年，温生民翻译了柯伦泰的长篇小说《赤恋》。1930年，周扬翻译了柯伦泰的《伟大的恋爱》。《开明》杂志第2卷第8期则将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妇人与社会》和柯伦泰的《恋爱之路》并称为“两本现代青年男女的必读书”。1930年代，“苏联的性文学”在中国已形成谱系：《三代的恋爱》《姐妹》《新俄大学生日记》《右边的月亮》……【《苏俄重要译作一览表》，朱文华、许道明主编：《上海文学志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950-952页。】流风之及，“杯水主义”也进入了左翼作家的创作。【胡也频写于1930年的小说《到莫斯科去》就有这样的情节：主人公在即将奔赴革命圣地莫斯科的时候，和女友们聚会，笑称女友是“第四代”，女友则骄傲地宣称自己已经和第八或者第九个男性发生了性关系。熊权：《“革命加恋爱”现象与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第52-53页。】
五、“耕者有其田”+“多者分其妻”
